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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杰:剝錢穆的“皮”錯了嗎?

作者:陳俊杰 發布時間:2020-07-25 10:39:22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蘇東劇變期間喧囂一時的中國右翼學者余杰曾寫出《我來剝錢穆的“皮”》一文,其主旨是揭批專制政權豢養的御用文人。該文剛問世就遭來自稱錢穆之女的反駁,其主旨則是為乃父正名。我首先有必要申明自己不屬于右翼學者(但也未必適合被塞進左翼學者之列,我頂多屬于有理難說清的“秀才當兵”)但又同樣反感專制政權豢養的御用文人,然后我更想問的是知識分子到底是什么。

  以下是余杰的《冰與火》一書里的《我來剝錢穆的“皮”》的全文:

  “國學大師”錢穆當年曾被大陸列入戰犯名單,最近卻成為大陸學者五體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們都那么崇拜錢大師,后輩學子自然不敢怠慢,趕緊找錢大師的著作來研讀,剛好讀到《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妙語連珠,有如醍醐灌頂。這才痛悔自己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錢大師的點撥,我或許終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錢先生高論甚多,容我高引。

  錢老先生認為中國社會一直就是自由社會,千百年來中國人無不活得自由富足。誰認為中國人不自由?那是他的無知。“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梢姺磳Φ囊庖?,在中國常被容忍的……秦漢以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是一種和親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這還不算一種思想自由嗎?”讀了這段高論,我這無知小子,未曾讀過二十五史,羞愧萬分之下,立刻到圖書館去找出幾部來翻翻,滿心希望找到錢先生所說的“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的證據。隨手翻開一頁《明史》,看到的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公元1615年,發生了著名的“梃擊事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闖入太子宮,被侍衛逮捕。25年不曾舉行朝會的皇帝朱翊鈞為了安定人心,終于走出寢宮,勉強到金鑾殿上亮相。從沒見過皇帝面的宰相方從哲和吳道南率領百官一齊下跪。朱翊鈞拉著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這孩子很孝順,我怎么會有更換他的意思呢?你們還有什么話說?”兩個宰相除了叩頭不敢說一句話。御史劉光復正想開口啟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朱翊鈞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時上去,把劉光復抓住痛打,然后摔下臺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劉光復被錦衣衛投進監獄。對于這個突變,方從哲渾身發抖但還可支持,吳道南在過度的驚嚇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出來。朱翊鈞縮回他的深宮后,眾官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博學鴻詞的錢穆大師,不可能連《明史》都沒有讀過吧?假如這樣的政治還不夠“和親性”或“自由”,大師所說這兩個概念究竟是何含義?

  作為一代宗師,錢穆先生自然是“心地無私天地寬”。他是相信中國人的善良的,“中國人不貪利,不爭權,守本分,好閑暇,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藝術。誰又肯來做一個吃辛吃苦的專制皇帝呢?”錢先生眼中,皇帝是萬民的公仆?;实凼?ldquo;吃辛吃苦”的,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無不是犧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人?;实圻@個位子,推來推去都沒有人愿意做,因為當皇帝是只能奉獻。不能索取的。在對錢先生肅然起敬的同時,我又翻開《資治通鑒》。南北朝時北方有一個后趙帝國,史書對其三任帝石虎的評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遠勝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萬人,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次就殺3000余人。鋪天蓋地的苛捐雜稅,迫使缺衣少食的農民賣兒賣女,賣完后仍然湊不夠,只好全家自縊而死,道路兩側樹上懸掛的尸體,前后銜接。既然當皇帝這么好玩,怎么會沒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長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爭位,先派人刺死石韜,再密謀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敗之后,不久前還對大臣說“我實在不懂晉朝司馬家自相殘殺的原因,我們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臺,將石宣綁到臺下,先拔掉頭發,再拔掉舌頭,砍斷手腳,剜去眼睛,扔進柴堆活活燒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兒女,全都處死。石宣的幼子才5歲,拉著祖父的衣帶不肯放松,連衣帶都被拉斷,但還是被硬拖出去殺死。太子宮的官吏差役數千人全被車裂。當皇帝確實也辛苦,是因殺戮而辛苦,因奸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當然會獲得報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宮殿,3000國色天香的后宮粉黛,一頓飯吃掉一支軍隊的軍糧,一場狩獵毀掉千百畝良田。錢大師口口聲聲說中國人的人生是“高度藝術化”的,但是連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懂得什么藝術?錢大師自己可能不想當皇帝,但每頂皇冠都沾滿鮮血,“禪讓”是安徒生的童話。

  與錢穆先生比歷史知識,我確有班門弄斧的惶恐。錢先生贊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記載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過幾頁,老實說,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聽聽錢老的高見:“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樣,當兵怎樣,選舉怎樣,考試怎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是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觀念來講中國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政。”對錢穆來說,“十通”是中國“君主立憲”的明證??上У氖?,明代的錦衣衛們并沒有錢先生那么深厚的學養,他們沒有誰知道“十通”為何物。關于什么是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用不著我再解釋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場面。當皇帝的判決書下達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獄吏撲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緊,四肢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時,受杖人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士塞入口中,胡須全被磨脫。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杖下余生者須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衣衛行刑吏,全都受過特殊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但受傷很輕。如無錢行賄,則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這已趨于“藝術化”的境界,不知錢大師對此“廷杖藝術”有無專門的研究?既然錢大師喜歡鉆故紙堆,為什么沒有寫本《廷杖學》的專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棟的材料,比“空對空”地談藝術、談道德、談文化強多了。柏楊先生在描述這段歷史時,畫龍點睛地寫了一句:“英國于一百年前即頒布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出現了詔獄和廷杖。”看來,“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概念還是不要一廂情愿、異想天開地亂用。

  既然自詡為知識分子,錢穆的知識分子“自戀”情結是少不了的。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齊家、安邦、治國、平天下、為帝王師”的模式,提出“士人政府”的說法來,令人耳目為之一新。他認為,‘中國社會大眾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現。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件絕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讓我們來看看“士人政府”中的一些陳年舊事。魏忠賢當權時代,負責監察的左都御史楊漣與負責評議的都給事中魏大中是知識分子中的硬骨頭,卻都慘死在閹黨的拷打之下,當楊漣的尸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還有一個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里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大鐵釘。魏大中的尸體則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來。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過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學巨子紀曉嵐稍稍透露說,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乾隆便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有一點才華,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么敢議論國家大節?”錢先生所謂“土人政府”,豈不被我們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里,從來就沒有過獨立的知識階級,而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皇帝與臣民。那些吟詩作畫,煮酒煎茶,知書達理,心平氣和的士大夫們,在骨子里都是奴隸,奴隸的自私、盲從、軟弱、麻木、卑瑣。連士都沒有,何來士人政府?

  錢穆先生梳理中國思想史前無古人?我向來持懷疑的態度,所以在接受成見之前想先看看錢先生的高論。評價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錢先生如是說:“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歲做皇帝,信用他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時代所受教育的影響,哪里是他早知專制便該用儒家言呢?”錢先生的邏輯,讓人不禁啞然失笑;錢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個3歲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個少年犯了罪殺了人,可以振振有辭地說:“是父母師長給了我不好的教育,與我本人無關!”教育的力量真有這么大么?漢武帝真的對老師這么崇拜?錢穆為人師表,便產生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狂想。其實,在漢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還是老師重要?要是伏爾泰、盧梭來當漢武帝的老師,漢武帝準能成為民主主義者,這便是錢大師的思路。當年,沙俄殘暴的女皇葉卡特林娜二世對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請他們到皇宮作客。思想家們也一度異想天開,想對女皇進行“啟蒙”,結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沒想到20世紀中國還有做此白日夢的思想家!在錢大師的描述里,漢武帝成了一個天真純潔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長蔡元培為《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所作的序文中讀到這樣一段話:“自此(指諸子時代)以后,政尚專制,獨夫橫暴,學途湮塞,士論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罷黜某某,文網密布,橫議有禁,舉天下之八,日以擁護君權為能事,有逾越范圍者,視為邪說異端,火其書而刑其人。于是,謹愿者謂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雖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強之士,亦噤若寒蟬,罔越畔岸,豈敢妄讀經國遠獻哉!漫漫長夜,何時如旦,歷2000年之壅蔽,與歐洲中世紀受宗教之約束,如出一轍。嗚呼!此中國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極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對錢穆不敢面對的東西,只用了幾句話便擊毀了錢穆用百萬言建構的思想史的紙房子。

  對專制者的寬容便是對民眾的犯罪,錢穆對充當辯護律師的角色是樂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辯護詞合情合理、理直而氣壯。“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廟,順治、康熙、雍正、一個個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豐、同治,所占屋內地方已經差不多了。同治以下,還有個光緒,勉強排下。只有這樣大一座殿,似乎僅可以放這些神位。這不是中國人的聰明嗎?現在我們硬要說中國政治是帝王專制,我請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廟,他們早知道不滿幾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廟的殿,亦只有這么大。”錢先生眼里,順治簡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壽命。順治還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善人:我的心腸軟,我們的統治只維持300年,我們一點沒有千秋萬代的意思,親愛的子民們,你們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著啊!錢大師的這段文字,有兩種人最應讀,可惜這兩種人都生得太早,都沒讀到。一類是反清復明的志士——你們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廟里去看看,人家滿人只不過當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還不是你們的?也不向人家學習學習,人家的欲望多有節制啊!第二類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們著急什么?沒看見太廟里面還剩最后一個位置了嗎?等這個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壽終正寢了。用不著你們在這里瞎胡鬧。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這最后幾年你們就忍不住了?這樣一推理,徐錫磷、秋瑾、孫中山,黃興所做的都是無用功。但我轉念一想:大清的士兵為什么又把徐錫麟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讓他們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說過,天下終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鎮壓反賊,不是犯欺君之罪么?小子無知,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給鬧糊涂了。

  李敖的《蔣介石研究》中《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一文引用了錢穆寫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評論說:“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系,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

  再看錢穆的《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蔣介石死訊傳出,錢穆自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吊祭情況,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憶起“總統”的召見來。第一次召見,“談話不到數分鐘,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權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蔣公賜宴,好戲連臺。“餐桌旁備兩座,一座背對室門進口,一座在右側,我見座椅不同,即趨向右側之座,乃總統堅命我坐背向室門之一座。我堅不敢移步,總統屢命不輟。旁侍者告我,委員長之意,不可堅辭。余遂換至背室門之座。侍者見我移座,即將桌上預放兩碗筷互易,我乃確知此座乃預定為總統座位,心滋不安,但已無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瑣!一個座位就可讓錢穆受寵若驚,他又如何能“為天地立人心,為往世繼絕學”呢?一代奸雄玩弄村學究于股掌之中,如貓捉老鼠,而老鼠渾然不覺。當然,這也怪不得錢大師,幾千年中國儒生都患軟骨癥,錢大師又怎能例外呢?獨立的姿態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來保持,而依附卻能一勞永逸,心寬體胖。

  但獨裁者與奴隸之間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錢穆赴臺,蔣氏召見時問:“汝是否有反對我聯任之意,并曾公開發表文字?”錢氏心涼膽戰,忙答并無此書。蔣隨即起身向書架取書。錢穆趕緊解釋說,那是1950年在香港時寫向政府進忠告,并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那篇文章,其實仍是拍蔣的馬屁,希望蔣功成身退,“抽身事外,無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國人,可以讓中國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來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沒想到馬屁拍到馬腿上,獨裁者素性是大權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適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會給你顏色看。已膽俱裂的錢穆連忙搖身一變,慷慨激昂地說:“然而情勢所迫,以至今日,總統在此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之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獨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錢大師曲學阿世之態,宛在目前!更為可悲的是,錢大師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么可恥的,還在回憶錄中寫得眉飛色舞、涕淚縱橫。做奴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內心中真把自己當成了奴隸。

  錢穆的新亞書院學規是:“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盡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話說得不錯。冠冕堂皇,令人心悅誠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來的尾巴:“‘師長人格’其實是‘死的,分裂的,’跟蔣介石一面倒的師長,他根本不會有‘活的、完整的’人格。”“百萬字以上之著述”只是“所以報我總統生前特達逾分之獎誘于千萬分之一者,則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會尊敬的;奴才的書,我是不愿讀的。在臺灣發行的郵票上,錢穆大師面容嚴肅,儼然有浩然天地之間的君子之氣。稍不注意,我們就上當了。而錢穆只不過是干百個“大師”之中的一個而已。要想不上這些“大師”的當,真是太難了;要想剝開這些“大師”的皮,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這就是皇漢們景仰的錢穆大師的廬山真面目。

  以下是“浪漫歷史吧”某樓主針對知識分子角色問題對余杰的反駁:

  我和余杰的根本分歧在于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不同。在余杰那里,知識分子仍然扮演著一種萬能的角色,其主要功能則是布道者和業余政治家。他蔑視專業范圍內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譴責用句大家都熟悉的話來表達就是“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并因讀書讀出了不少敗類而大倡“讀書無用”。知識分子在他那里具有一種原罪,應當按照他設計的程序去進行思想改造。我對此的回答是:

  第一,他的《人文與文人》一文斷言“中國只有‘文人’傳統,而沒有‘人文’傳統”是站不住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以我血薦軒轅”,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血脈,余杰對此視而不見,是否視力有問題?

  第二,良知固然是知識分子成就自身的前提,一個害群之馬即使他再有學問也要將其驅逐出知識分子之列,甚至將其歸為人類都有難度。除了良知這個起碼的標準,知識分子的價值與尊嚴更蘊含于學問之中。就是說,像余杰那樣輕蔑學術,是短見的。知識分子應當將其對社會人生、對人類命運的責任感,體現在自己的專業建設之中,條條道路通羅馬,只有在自己的專業范疇之內有所貢獻,最終都將有益于人類,不論他是否直接投身于社會動作之中。特別是在學術傳統屢遭破壞之后,接續中華學術的香火顯得更加重要。對此,陳平原先生在《學者的人間情懷》中呼吁“允許并尊重那些鉆進象牙塔的純粹書生的選擇”,孫郁先生亦曾在其散文《苦路》中以錢鐘書先生為例說:“一部《管錐編》,寫著今人與古人交往的智慧,只是在那里,我們才看到了人類心靈圣潔的一隅。此岸與彼岸,混沌與清澈,均在那兒變成了永恒。有什么比探索人類奧秘還要神圣的么?那些耐得寂寞的正直學人,確是我們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余杰在《知識分子:終結或再生》一文中,對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情有獨鐘,認為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過分”,他還固執地沉溺于“民主-專制”的二元對立模式中。而在我看來,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才真正回歸了正位,他們認識到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對歷史的步伐心領神會,對文化的傳承和建設表現出高度的自信、清醒和坦然。諸如朱學勤、劉小楓、秦暉、劉軍寧、王乾坤、陳平原、趙園、高遠東、李銀河、錢滿素、索颯這批學者,退居經濟大潮的邊緣,不為世俗利益所動,潛心故紙堆中,甘作文明的階梯,他們就像五六十年代退居政治風潮邊緣的陳寅恪、吳宓、沈從文、錢鐘書、施蟄存等人一樣(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無不如孫郁先生所言,“確是我們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

  第三,余杰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專唱反調的牛蠅”,并且如前所述,主張“行動”。在改造現實方面,他頗為性急。這樣的急性子歷史上我們并不少見,但他們沒有一個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過,折騰個熱火朝天,最終還得推倒重來。我認為,知識分子的終極責任是文化的建設和精神的啟蒙,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甚至幾代人都未必能夠看出成果,我曾將此稱為“浸潤”,并說:靈魂的鑄造與精神的啟蒙是一種更為深遠的建設,強硬的思想嫁接并不牢靠,只有文化的啟迪才能傳之永久。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建立,得之于穩定的文化秩序的建立。我至今仍堅持這一觀點。而余杰對“牛蠅”角色的過分專注,使得他對“批判”的立場頂禮膜拜,“批判”在他那里已經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青年學者崔衛平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我在想,到底我們批判是為了什么?僅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為要指出對方的錯誤是再容易不過的。但假如他們自己不嘗試和學習另外一些東西,讓我們自己的眼光逐漸適應溫暖柔和的光線,并通過限制來自自身的人性惡(它體現為各種任性和極端),讓光明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長起來、站立起來,從自己的生活開始獲得另外一些經驗,比如客觀、寬容、理性、節制和愛,那么我們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徹底更完整的方式告別過去?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另外一些視野和經驗、不再重復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為止我們經??吹降哪欠N“惡性循環”之中?這樣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難,但不能因為難度更大而被我們置之腦后,這里尤其需要耐心。”(《批判,以什么名義》,見1999年3月16日《書評周刊》思想版)

  當余杰處于被動、邊緣的位置時亮出“反抗”的亮麗造型,吸引了一批好奇的圍觀者;有朝一日倘若真的如愿以償地取得了話語霸權,他也必將是一個專制者,因為他與他所反對的人使用的是同一套工具。如果有人認為這批器宇軒昂的“新青年”能給中國帶來“民主”和“自由”,我會覺得那人準是瞎了眼。

  我佩服知識分子以表態見長,但到底各色表態孰是孰非?我由此聯想到朱學勤的《我不是知識分子》一文的開頭: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五七年是個右派,在一個歷史危難時刻,他卻出來公開揭發他的學生。從來只聽說老師保護學生,沒聽說過有老師大義滅“生”。此事一出,輿論嘩然,一直傳到千里之外,傳到我耳里。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又聽說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寫信告訴北京的另一個學生一定要買到《顧準文集》,好好研讀。他自己讀完,寫有一長信,激賞顧準的精神,為顧準生前的磨難大慟!萬沒料到他還有這么一手,這一下輪到我為難了。直到今天,我也琢磨不透,怎么能把這兩件事統一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只好這樣想:人只要離開具體環境、具體利益的糾纏,都會浮現出與具體行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梢娋嚯x的重要。人性中多少東西,只有在拉開足夠的距離后才能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永遠看不夠的,就是人性;最不能把握的,也是人自己。實在沒有辦法,只能給人性預留各種可能,各種不可預測的故事。

  “人只要離開具體環境、具體利益的糾纏,都會浮現出與具體行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所以“只能給人性預留各種可能,各種不可預測的故事。”錢穆之女為乃父正名情有可原,但錢穆的“民國遺老”歷史定位很難翻案,否則錢穆之女若穿越到文革之大陸又將難逃“民國遺少”之嫌。類似于余杰批判的《河殤》余孽漏網之魚在蘇東劇變后打左燈向右轉的“華麗轉身”,和平演變“沉船派”遺老遺少變臉翻案而已。極左“五毛”與極右“美分”如一丘之貉,隔山圈地久矣。至于被兩類叫獸教出各色頭銜的孩子、弟子們,《科學怪人》里有一段獨白值得參考。“教授,我向您懺悔,我被極端自私的欲念支配了頭腦,害苦了您。您真不該把我造出來??墒前盐冶瞥蛇@個樣子,難道人們,包括您,就沒有責任嗎?為什么你們不能相信我、寬容我、接受我?開始我也是充滿仁慈的啊!您已經離開了人世,我也要了卻我的一生,我不愿再受悔恨與痛苦的折磨了。

  “百度知道”網站上有一問“突然想問下為什么極左就是極右?”唯一的應答羅列了中國特色知識分子萬變不離其宗的歷史轉型表態:高層風向左擺,他們就是極左;高層風向右擺,他們就是極右。換個大家都熟悉的詞匯,那就是投機者。這群人,日軍來了能為“大東亞共榮”奮斗,然后掙出一份家業,最后出國;抗戰勝利了,他們能搖身一變,變成曲線救國,然后壓榨出一份家業,最后出國;新中國成立了,他們能成為武斗先鋒,保衛革命果實的紅衛兵;等改開了,他們又迫不及待的清算文革,然后掙出一份家業,最后出國;現在他們能成為意見領袖,人民的良心,迫不及待趕快掙出一份家業,最后出國……時代在變,但他們的目的從來不變??傊?,這群人一生追求進步,進步在哪,他們就在哪。至于他們的良心、立場、腦子?這對于他們而言都是可以隨時喂狗吃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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