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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新冠病毒陰謀論的實證主義不可知論

作者:陳俊杰 發布時間:2020-08-10 09:57:16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自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以來,與之有關的陰謀論與反陰謀論之爭剪不斷理還亂。相比之下,打著“科學”旗號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此類爭議中似乎占了上風。進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不可知論,其質疑規律的終點當然只能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唯心主義了。截至目前此類爭議尚未發展到本體論之深度,但混淆新冠病毒的自然屬性與新冠病毒人際傳播者的社會屬性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爭已有端倪,進而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區別與聯系孰輕孰重之爭。毋庸置疑,新冠病毒無偏見,但新冠病毒的人際傳播者難免有偏見。

  實證主義強調感覺經驗、排斥形而上學傳統,在認識論上將哲學的任務歸結為現象研究,以現象論觀點為出發點,拒絕通過理性把握感覺材料,認為通過對現象的歸納就能得到科學定律。實證主義過分強調經驗而反對理性、思辨、邏輯的作用,認為感官才是真實可靠的,觀念是虛幻的。實證主義的實質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在世界的本質問題上支持唯心主義,所以與唯物主義在關于世界本質的觀點上格格不入。自然科學是實證的產物,但什么是“實證”?特別在社會現象中,這個問題會更大。如果只看了一個片段則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好比只做了一半實驗就下了結論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外國人到全盛時期的唐朝留學,當時的唐朝“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你會學成歸國還是留在唐朝?當時不少日本留學生都想留在唐朝,根據實證主義的理念,你觀察一番之后覺得留在唐朝是很不錯的,但馬上又安史之亂了。如果不能分辨出事物背后的本質,排除相關變量影響,所謂的“實證”,未必可靠。比如,當年海外一幫K族人(假定你是其中一員)要選擇去NK還是去SK,S國對NK的大力援助導致NK經濟要大大好于SK,于是不少K族人去了NK。但隨著S國減少援助后NK習俗衰落。自然科學能使用實證主義是因為其變量可控且可重復實驗,但社會科學領域的此類條件基本上是不具備的。因此,社會科學領域對實證主義要特別小心。始作俑者的最大弊端是經驗歸納的直觀局限性,比如古人通過觀察到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而得出明天太陽也會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的結論。要從現象A得出結論B必須有一個前提,即過去沒有例外的事將來也必定沒有例外,而這一點不是實證的方法所能證實的。再如某一個實驗證實之前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實證者通常不會承認理論錯了,而是認為實驗本身有問題。按實證主義的觀點,科學家應立刻相信實驗的結果(實證),但這些科學家們卻非要去找“以太”這個東西,找了半天又沒找到,直至腦子一團漿糊。從心理學的角色解釋,因為思維慣性,人們總是原意相信他們愛相信的,科學家們也不例外,堅持實證也是基于這個原因。從理論到實證,人們往往相信理論多過實證,實驗上出現理論上無法解釋的東西通常被視為“壞點”,然后剔除,從而保證理論的正確性。理論實在無法解釋的問題問世后往往也是被通過進一步的發展現有理論去解釋,而不是直接否定理論。實證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弊端是過于強調實證主義,導向瑣碎的史料考證與史實還原而放棄價值判斷與宏觀視野。比如日本實證主義歷史學研究,在剔除民族主義背景的基礎上單純的從實證主義這一立場來看,對于歷史學的研究弊大于利。因為歷史學的研究一定是目的性的形而上的,如果把歷史當做買菜做飯,除了知道XX年發生了XX事,我們從這些事件中無法獲得任何知識。實證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弊端是即便實證了它的缺陷還是不得不用,比如凱恩斯主義已被證明是有缺陷的,但各國的經濟政策仍然愿使用它,因為我們使用一項政策并不是因為它沒有缺陷,而是因為現行可行的政策里暫時沒有更好的可替代的方案?,F在流行的科學主義、自然主義、實用主義等觀念,其中的實證主義中心觀念仍有影響。例如,詹腓利的《審判達爾文》一書挖掘了無神進化論背后的自然主義前提,其實很多人在處理科學主義時邪惡發現這些問題背后隱藏著實證主義的影子。實驗主義與經驗主義都是其變種,在現實操作上表現為用數據說話,用實驗與調研說話,甚而得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為結論應從科學觀察中獲得,證據有科學事實支撐。采取歸納的研究手法初看起來很完美,但對客觀的現象的觀察結果因為觀察者的經驗與知識結構的影響而經驗與知識結構并非完全正確與合理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錯誤的成分。同一種客觀事實在不同的觀察者那里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實證主義無論怎么實證、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都要基于一定的理論前提、滿足一定的預設,即從一定的經驗事實以及假設出發,而這部分假設與事實未必是完全正確的,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存在錯誤的可能性。至于實證主義慣用的歸納法,在不同程度都會存在案例上的或然性,只有把所有的滿足預設的現象觀察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事實上所有的現象是無法觀察徹底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更傾向于構造性的,感覺理論在于構造,而現實是滿足理論的構造,又因構造難免主觀性,帶著構造的理論去現實中去找滿足理論的現實構造,一旦理論與現實不符,實證主義者就不得不從頭再來了。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叢·理性的異化:實證主義思想史》一書的作者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認為,實證主義在蘇東劇變后將理性推向極端而轉向其自身的反面,那就是閹割人性之感性乃至主觀能動性的另一面的“理性稻草人”。實證主義者認為形而上學傾向于一種思辨性的構造事物的企圖,這種企圖脫離于經驗材料而失去了合適性。實證主義對形而上學的批判維護了對世界的科學態度,也行事了一種反對非理性的教育使命,但后來的徹底的實證主義將人類不斷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化約為一種生物性功能而不斷倒退。歐洲批判理論的興起則是對這種極端化實證主義的一種修正,因為實證主義否認哲學反思的價值實際上就是丟棄了人認識的反思維度。視馬克思主義為某種實證主義科學似乎可引證《德意志志意識形態》里的一段話:“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與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面對同一事物,資產階級實證主義何以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哈耶克的自由選擇論認為自由與成功的社會制度的形成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不是人運用理性與科學去設計的。再如右翼公知認為蘇聯解體了就等于社會主義失敗了,因為那是人為設計的,不符合人類運動本質,社會主義必須在生產力充分發達時才可能實現。這些引論都是來自于事實,但其結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與實證主義存在巨大差別。實證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革命時的哲學傳統,是截止的從事實結果推論的哲學。實證主義看似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接近,實際上卻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后的產物,最遠不過是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歷史。這段歷史與階級社會歷史重合,其實質是統治階級利用種群賦予的權利以物質力量奴役勞動者的歷史。實證主義以這種歷史產生的結果論述真理必然是剝削者以資本支配勞動者的歷史,“自然選擇”的叢林法則是實證主義研究人類社會的基本結論,這就是靜止表象唯物論,與費爾巴哈的自然唯物觀相去不遠。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四部分認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與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實證主義將世界視為即成事物的集合體,以暫時的物象直感論真理而流于表面,表現在發展過程中對比同類事物一組特征獨有且占據整個過程才叫本質,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比自然更加特殊。人類在發展過程中的自我意識也在不斷發展,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都在反作用于人類社會。這個本質在不斷變化與發展,即可認識又不斷脫離既有意識,理性認識與抽象歸納要滯后于感性認識與實踐。類似于微積分的逐漸無限接近運動變化體而又總與實質存在差距,這種差距恰恰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區別,是人類反自然的特征,與人類的勞動創造性密不可分,即“人類社會是超意識發展變化體”。人類發展在規律中而人類又不斷的有意識的改變運行規律,這就是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把世界視為過程的集合體,辯證唯物主義對待事物的方法。只有把握過程,本質的東西才能把握方向。一個重視過程,一個只要結果,兩種唯物主義優劣分明。哈耶克的“自由選擇”正是人類自我意識進化的理性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他提倡的是將階段過程展現的結果視為永恒,馬克思時代已有這種本質差異以及生存斗爭與自然選擇之爭。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論自然與社會的部分是:“我們暫且接受‘生存斗爭’這個說法。動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則從事生產,人制造最廣義的生活資料,這是自然界離開了人便不能生產出來的。因此,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生產很快就造成這樣的局面:所謂生存斗爭不再單純圍繞生存資料而是圍繞享受資料與發展資料展開。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范疇就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所達到的高度使社會不再能消耗掉所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與發展資料,因為生產者大眾被人為地與強制地拒之于這些資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機不僅毀滅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與發展資料,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來重建平衡;因此,所謂生存斗爭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須保護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與生產力,使之免遭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毀滅性的、破壞性的作用的影響,辦法是從不能辦到這一點的居于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領導權,并把它轉交給生產者群眾,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把歷史視為一系列的階級斗爭,比起把歷史單純歸結為生存斗爭的一些沒有多大差異的階段要更加富有內容與更加深刻得多。”生產力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必然基礎,以何種代價以及如何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路格格不入。辯證唯物主義從不否定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但否定極端異化的勞動方式,社會主義提倡的絕大多數人的協調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乃至勞動者的健康發展。定義生產力是社會制造生存物質與享受物質的能力,比較抽象,其含義難以全部展示。比如私有制下生產力的發展為資本積累服務,以破壞性創造聞名,體現在自然方面就是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對環境的破壞;對社會而言,對勞動者的壓榨,以物支配人,滅失人的尊嚴,人像動物,資本像人神。人發展成自然對立物,失去自身本質特征。生產力代表人類文明程度,但生產力的突進同時體現出人類文明的退化,其本身已有消滅人類文明的趨勢,兩次大戰世界都是絕佳的證明。把生產力當成文明的唯一標志,此類以既成事實抽象的論述往往與資產階級實證哲學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分析過程、實質與人類正義,實證主義則以結果為依據而貌似“普世”,實際上則是以資產階級社會歷史以資產階級利益為標準把人類發展歷史變成斷代史,把實質與過程分析搞成表象與結果的實用主義?!顿Y本論》的核心是勞動實踐本體論,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資本社會約束下的勞動極限異化,《帝國主義論》則揭示了這種異化毀滅人類發展本質的特征,社會主義的目標應包括勞動創造的回歸與理性異化的縮小。

  胡塞爾早已斷定實證主義科學將陷入危機,因為任何科學都沒有可靠的基礎而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難??茖W離不開基礎牢固的超驗現象學的指導以便在方法論與基本的結構方面重組與改造科學,其研究對象是客觀的事實與規律,從客觀的事實出發是科學的基本原則,胡塞爾則主張要以主觀的、自明的觀念為出發點。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科學實驗,而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是不考慮通過實驗來檢驗真理這個間題的??茖W要求研究者小心地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不探問作為科研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不是理性的??茖W的客觀的真理只允許是對物理與精神世界的事實的確證,而胡塞爾的現象學主張把人的主體性的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中心,把價值與意義的間題作為研究的重點??茖W主張有關存有與存有的秩序問題,有關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問題是一個不能由事實的控制來作出結論的何題,因此科學必須拒斥形而上學,胡塞爾則主張形而上學(關于最根本的與最終的間題的科學)享有科學皇后的榮譽,其精神決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學所提供的知識的最終意義。這五點理由中的第一點是對胡塞爾的思想的曲解,他從來不主張用現象學來代替各門特殊的科學。胡塞爾是學自然科學出身的,以有關變數計算的數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對于數學,尤其是精確的自然科學,他一向十分贊仰。“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是他一生中從不改變的哲學主張,也是他為之終身奮斗的目標。胡塞爾強調科學的基礎還不牢固,但這是指科學的非常深層的認識論與本體論方面的基礎,即一種與精確科學相適應的、有牢固基礎的哲學還沒有建立起來。對于特殊的科學本身的理論構造與方法,胡塞爾從來不想用哲學來加以干涉。特殊的科學在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一如在數學中發現“悖論”,經典物理學發生“僵化”,但這些困難(有時科學家也把它們稱作危機)都能通過科學家自己的努力加以解決。胡塞爾層反問:“這一場反對經典物理學觀念的勝利的斗爭,以及同樣圍繞著關于純數學的確切的與真正的構造形式的還在繼續的爭論,難道就意味著以前的物理學與數學還不屬于科學嗎”?他主張“物理學不管被牛頓,或被愛因斯坦,或被弗朗克,或被將來的任何其他人所代表,它過去一直是,今后將依然是精確的科學。盡管人們有理由認為,一個總的理論構造的絕對的最終的形式永遠也不能被指望或被求得,但這并不妨礙它是精確科學”。胡塞爾認為這一看法不僅適用于物理學與數學,而且適用于包括人文科學在內的其他特殊科學。胡塞爾的《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一書探討的危機不是科學本身的危機,而是哲學的危機。“所有這些學科的科學的嚴格性,它們的理論成就的明顯性,它們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不庸置疑的”。“無論如何,這一類科學的‘科學性’與哲學的‘非科學性’之間的對立是不可否認的”。胡塞爾的現象學不是對科學的反動,不是企圖用某一種哲學(現象學)來代替科學,他贊嘆科學的嚴格性與持續不斷的進步,希望能建立一種真正有科學的嚴格性的哲學。胡塞爾持一種與實證主義相對立的科學觀,批評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概念”。以上所談到的論點二至五表述了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但這種觀點不應跟科學本身等同起來。實證主義主認為科學無非是事實的科學,因此科學不應回答有關價值的間題,有關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問題,它們超出純粹客觀事實的范圍而涉及主體的問題,所以主張把一切有關主體的問題都排除在科學研究的大門之外。胡塞爾認為科學應以全部存有者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科學研究的范圍既包括客觀領域中的東西,也包括主觀領域中的東西。有關意義、價值與理性的問題是科學研究的重要對象,科學的任務不應局限于研究“純粹的”客觀事實。實證主義主張科學只應研究客觀事實,是對科學的任務的限制,胡塞爾則認為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不僅是片面的,而且是錯誤的,因為實證主義看不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統一關系,看不到客體的意義是由主體授予的,看不到客觀的事實是依賴于由主體所建立的理論的。比如,“這朵玫瑰花是紅的”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按物理學的理論,玫瑰花本身不是紅的,玫瑰花只是折射了一定波長的光,這種光作用于我們的眼球的特殊的組織,從而使我們感覺到它是紅的。因此,“這朵玫瑰花是紅的”按常識的觀點來說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按物理學的理論來說就不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且,理論本身是通過人的理性建立起來的,歸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確定什么是事實、什么不是事實,是人的理性確定存有者的意義。胡塞爾強調:“理性給予一切被認作為‘存有者’(Seiendes)的東西,即一切事物、價值與目的以最終的意義??虅澚俗蚤_始有哲學以來的‘真理’——‘自在的真理’——這個詞與其相關的詞‘存有者’——‘真正的存有者’之間的規范的關系”。“當談論‘客觀性’時不考慮經驗這種客觀性、認識這種客觀性,實際地具體地造就這種客觀性的主觀性,這是一種素樸的觀點;研究自然或研究整個世界的科學家看不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作為客觀真理的真理與作為他們的公式之底基的客觀世界本身(日常的經驗的世界與高層次的知識的概念世界)是在他們本身中發展起來的他們自己的生活構造,這也是一種素樸的觀點。一旦我們注視到了這種生活,這種素樸的觀點自然就不再可能站住腳了。”因此,與其把科學定義為“事實的研究”,不如把科學定義為“理性的啟示”。胡塞爾認為科學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不等同于現代物理學與以現代物理學為藍本的科學。自古希臘時代起科學就誕生了,盡管那時的科學還很不發達,但那時的科學觀基本上是全面的,以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有作為自己的任務。胡塞爾認為文藝復興時期與十八世紀的科學觀也是全面的,但十九世紀之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盛行起來,因為近代實證科學不斷取得成功,而形而上學一再遭到失敗。人們于是產生一種看法:唯一真正的科學是實證科學。實證主義失去了對普遍哲學的觀念,一個關于一般的存有者的整體本身就是一個理性的統一體,并且這個理性的統一體能被一種相應的普遍的科學徹底把握的觀念的信仰。實證主義限制了科學的任務,一個以理性的方式認識全部存有的普遍的科學的觀念并不因為形而上學迄今沒有獲得成功而表明是錯誤的,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可靠的方法證明形而上學是一種嚴格的科學。胡塞爾認為實證主義的泛濫產生了嚴重的后果:拒斥形而上學必然導致拒斥事實科學本身,肯定事實科學的有效性卻否定形而上學,但沒想到事實科學的可能性是跟形而上學的可能性相聯系的,因為事實科學在不可分割的哲學的統一體中有關系意義,理性與事實是不能分割的,歸根到底是理性確認什么是事實;拋棄作為普遍的科學的哲學的觀念將導致喪失科學研究的最內在的動力,因為動力來源于確立目標,沒有理想的人終將死氣沉沉,歐洲人自古希臘起就以普遍的存有作為自己的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的根本目標,其哲學與科學的進步都是在追逐這一目標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現在由于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而部分拋棄了這一觀念,歐洲科研進步的動力也就部分地消失了;拋棄理性的、普遍的哲學的理念必然導致歐洲的人性危機,歐洲的人性改良是以為這一理想目標而斗爭為標志的,歐洲人失去了這一目標則起碼將意味著歐洲人越來越失去了他們的真正的存有。

  對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的關系的機械理解往往是證偽主義拒絕證實任何理論,但二者的根本區別不是要不要證實,而是對科學發展態度或對科學的辨認標準不盡相同。實證主義認為只有能被證實的東西才是真理性的東西,而不能被證實的東西則是非科學的,此類知識觀與科學觀都屬于實證主義的范疇。證偽主義則提出了新的科學觀,即不認為只有能被證實的東西才是真理的東西,不能被證實的也不能被簡單地否定為真理性的東西。只要在理論上能成立同樣也能是真理性的東西,只不過這種理論暫時還沒被檢驗而已,而且它也是期待被檢驗的。二者對科學發展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發展的標志是新理論的問世且被廣泛證實,而證偽主義則認為科學發展的標志是有的理論被證偽不成立導致科學理論得到進化而科學地發展了。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預設的真理標準是并不一致:實證主義采取部分觀,即哪一部分被證明則哪一部分就是真理,證偽主義采取總體觀,即排除被證明為錯誤的則剩余就是正確的接近于真理的成分了。證偽主義還提出了一個實證主義無法回答的問題:科學理論的證實永遠是部分證明,永遠不可能窮盡所有案例而徹底證明之,這意味著科學理論永遠無法完全被證明,于是證實主義也就成了一個假命題,因為其預期永遠不可能被完全實現。這就顛覆了實證主義的邏輯基礎,而證偽主義則被稱為后實證主義,其目標則是終結實證主義。證偽主義之后的實證主義邏輯越來越走不通了,必須轉而接受常識而不能將屬于常識但暫時沒被證明的東西全盤否定。證偽主義的進步之處在于解構了實證主義的武斷與專制,接受科學的多元主義而把有用但暫時還沒被證實的假說統統拿回來試錯證偽。從這個角度上看,即使宗教的東西也會有真理性的成分,所以也不能簡單地對他們全盤否定,否則就會犯“理性”幼稚病。

  實證主義被證偽主義挑戰后向邏輯學有所妥協而走向邏輯實證主義,承認實踐不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是基于邏輯學“初始標準”的“終極標準”,但連年輕人扎堆的嗶哩嗶哩網站也早已曾刊出《邏輯實證主義者自我理性的荒誕 理性不能凌駕于感性之上》(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143053/)一文,認為人類社會早期理性不足而主要基于感性上的物種認同才有可能合作以提高生存機率,人類社會進步到今天恰恰是以感性之各種身份認同感為基礎的。近現代的實踐理性是基于從猿到人的實踐感性而不斷進步的,自然科學的純粹理性可被分析,但分析者的動機及其表達都是難免夾雜感性成分的,尤其是“理性主義”指向的“主義”無論如何“純粹”都逃脫不了理論而非實踐的范疇,其中夾雜的閹割人類感性的主觀傾向性是不打自招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在形而上學命題的劃分上也強調純粹的理性是沒有意義的,理性最終要為人類的感性服務,否則就會滑向視人類為“避免感性爭議”的人工智能式“理性工具”的機械唯物主義工具理性方法論之極端而不可自拔?,F在學術界很少再談邏輯實證主義的原因很多: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原則是自我挫敗的,可證實原則強調有意義的陳述要么是分析命題而要么是能被經驗證實的綜合命題。但可證實原則本身既不是分析命題又不能被經驗證實,根據可證實原則就是沒有意義的了??虻?ldquo;經驗論的兩個教條”被視為邏輯實證主義失敗的標識:分析/綜合命題這種二分法不成立,知識的結構不是基礎主義式而是融貫論式的。這兩點都是邏輯實證主義的預設:有意義的命題要么是分析命題而要么是綜合命題,綜合命題最后能還原為關于經驗的陳述。邏輯實證主義受前期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但誰能想到連維特根斯坦后期也會批評自己的前期思想呢?邏輯實證主義當然也難逃被中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核心發展者是維也納學派,其創始人石里克被刺殺后,蓋學派的成員因被納粹迫害而逃亡,這意味著原來主要推動邏輯實證主義的一波人扛不住了。后來興起的哲學流派(比如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對邏輯實證主義也提出了詰難,總之邏輯實證主義的處境越來越窘迫,太多大問題涌來卻沒有某個人或某個團體立志解決這么大的問題。邏輯實證主義對形而上學或倫理學之類的價值領域也不是很友好,但大家相比之下似乎更喜歡這兩個領域。當今中國高校的馬列主義教育論證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的第一條理由就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意即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是基于其與科學的吻合而建立的。因此,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還持有某種邏輯實證主義前提,有的自覺地意識到并進而堅定不移,但更多的只是將其作為一種想當然的前設或“常識”。其實,哲學界對邏輯實證主義的前設也有質疑。“凡事需在經驗上可證實”的原則其實是邏輯實證主義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該原則本身在經驗上就是不可證實的??茖W理論試圖找到一套普遍的法則,但就經驗上的驗證來說其所得到的結論永遠只能是個別的案例。比如,我們在科學上想找到的諸如“所有四川人都愛吃辣椒”這一普遍結論,在實際的驗證中卻永遠只能證實“某某人愛吃辣椒”的個別命題而對“所有四川人都愛吃辣椒”的一般性命題無能為力。即使我們能遍訪現在所有的四川人也只能讓結論適用于現在,該結論對下一刻才出生、成長的四川人而言則不一定成立了。如此一來,科學本身所要從事的活動按邏輯實證主義的標準來看也就顯得沒有意義了。最后的問題是科學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歸納推理是否可能,波普爾為此將他的書定名為《科學發現的邏輯》,正確地意識到個體與整體的矛盾,但他的認識還只停留在理論與驗證的層面而未能意識到科學理論本身是否蘊涵同樣的問題。波普爾與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樣仍然假設任何一條科學命題都能用一種分離的方式與其他命題隔離開來單獨驗證,但這種“個體的命題能脫離整體的環境關聯而獨立操作”的前設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受到了猛烈的抨擊,杜罕與奎恩指出現代科學命題之間已形成了一套彼此互相關聯的網路。在這種情況下,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主義式偏見越來越行不通了。我們發現某個實驗的結論不符合某套理論的預測后通常只要在理論中作一點修補就能解決問題解而不必傷及理論整體,比如愛因斯坦最初發現靜態宇宙模型有問題時并未將整套理論拋棄,而是在方程式上多加了一項以求補救,這一錯誤直到后來天文學的觀測證明靜態宇宙模型不成立以后才被糾正。對基礎主義或現代主義的宏敘述(Meta-narrative)的拆毀很快就被徹底的相對主義取代而引至后現代風潮,而庫恩自以為所破除的只是“科學研究的完全客觀、中立”的貞潔神話,而在費葉拉本的手下連是否有任何科學方法可信也成了問題。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在倫理學上最后都會走向道德相對主義。在基督教護教者的眼里,這樣的結果并不令人意外。所謂的共相與殊相(Universal & Particular)之爭其實早在古希臘哲學里就有了,在后來形成的漫長歷史傳統里,從實證主義到邏輯實證主義都只是繼承自休謨的經驗主義與康得的批判哲學之掙扎而已。邏輯實證主義所謂的“綜合”與“分析”之別與康得的觀念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而康得所做的無非是發現在共相與殊相的掙扎中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找不到二者之間的橋梁,于是就干脆宣布“我就是橋梁!”非基督徒不愿承認基督教既超越又內在的上帝觀,但其實其自身是被上帝所造且生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因此無法徹底拋棄上帝的此類觀念,于是就只能以扭曲的方式模彷而永遠陷入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的兩極之間徒勞掙扎了。邏輯實證主義者完全曲解了起源于祁克果的存在主義對“自由之抉擇”的邀請,姑且不論“依照自然的實相作出選擇是明智的”這一原則若無暗渡陳倉地盜用其他思想則如何能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前設下得出來,抑或在自然的實相毫無指望的情況下若非暗渡陳倉而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前設下按自然實相作出的明智選擇怎么又變成了躊躇滿志,單就邏輯實證主義者發出“自由之抉擇”的邀請而言,若按他們本身的標準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對邏輯實證主義者而言,如果他們能真正前后一致地堅持理智上的誠實,他們就必然能認識到若真的沒有一位絕對仲裁者,則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仲裁而面對客觀上不可避免的失敗時用自我仲裁這種方式保持精神上的安慰。按魯迅的說法可稱之為阿Q精神,即邏輯實證主義者堅持純粹物質的世界里不可能找到任何目的與意義,但又認為我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就像中國古代的一個婦孺皆知的笑話:從前有個財主很吝嗇,有一次讓一個長工去給他打一瓶酒卻不肯給錢。他的理由是“有錢誰不能把酒買回來?沒錢還能把酒買回來才算本事!”那個長工很機智,出去轉了一圈又提著空酒瓶回來了,他的說法是“有酒誰喝不出酒味來?沒有酒還能喝出酒味來才算本事!”

  邏輯實證主義被迫承認實證主義的缺憾而邏輯學又無法窮盡日新月異的各種不確定性,認識論意義上的不可知論也就有機會趁虛而入了。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與唯物主義的可知論(規律論)相對,認為除了感覺或現象之外,世界本身是無法認識的,人的認識能力不可能超出感覺經驗或現象的范圍而不可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F代西方哲學中的很多流派從不可知論出發否定科學真理的客觀性與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尤其是休謨用懷疑主義考察人的理性而得出通過人的理性什么都不能認識的倒霉結論??档?、黑格爾的哲學從唯理主義立場出發解決休謨的問題,但羅素認為二者的的解決方案是不成功的,用休謨的議論是能把他們駁倒的。正因為休謨對人類理性的詰難,近代西方的唯理主義到現代又轉向非理性主義,近代西方的經驗主義到現代則演變成了實證主義。“懷疑主義悖論”從邏輯起點上就能駁倒休謨式“懷疑主義”,而“謹慎的相信”足以對付此類”懷疑主義”,進而用“破缺循環”建立從“我”到“本原”的不斷確證的認識擴張過程。第一,懷疑主義、相對真理論與不可知論都是能用純邏輯駁倒的。我們不妨詰問懷疑主義者:“您懷疑您的‘懷疑主義’嗎?”如果他回答“懷疑”,那就說明他的“懷疑主義”連他自己也認為是有問題的;如果他回答“不懷疑”,那他就沒有堅持“懷疑主義”立場了。對于相對真理論與不可知論也能做出類似的詰難,除非也像黑格爾主義者那樣認為矛盾、悖論、問題都是合理的而無需解決的,或像盧梭主義者那樣不以合理性自居。連懷疑主義大師休謨自己也承認,在日常生活中與實踐中他是不會堅持“懷疑主義”立場的。比如,前面有塊大石頭,休謨是不會因為堅持懷疑主義立場而懷疑石頭的真實存在甚至用腳猛踢的。所以羅素才認為,休謨的“懷疑主義是不真誠的”。相比之下王東岳主義者更不真誠:既認為人類的感官與理性無法認識真理而只會曲解加曲解與錯上加錯,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自稱能解釋全宇宙(自然、精神與社會)的“遞弱代償”理論。盡管他們也承認他們的理論最終會被證偽,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認為他們的理論是最正確的,而不是認為自己的理論有曲解加曲解乃至錯上加錯的成分。只要聽說過“悖論”一詞就會知道懷疑主義、相對真理論與不可知論都屬于否定性理論,這樣的理論如果用于局部尚且可行,但若用于全局與無限則要面對否定自身的悖論了。相反,單純的相信主義、絕對真理論與可知論都屬于肯定性理論,這樣的理論是能用于全局與無限的,但問題在于這樣的理論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發現很多反例,因此也只能被用于局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相信主義、絕對真理論與可知論這樣的肯定性理論做一下升級,在肯定它們總體正確的同時對其相反理論保留一點空間,這樣它們才能成為既能用于全局與無限又能排除局部錯誤的理論。比如,我們能將相信主義升級為“謹慎的相信主義”,即我們對我們的認識在保持相信的同時又保留充分的懷疑。第二,用“謹慎的相信”取代休謨的“懷疑主義”。“相信” 是人類對自己的認識的原始態度或第一態度,也就是休謨所謂的人的“習慣與信念”。比如,人類靠自己的感官看到客觀事物后的第一態度是相信它們是真實存在的,第二態度才是“懷疑”。因為我們靠自己的有限理性認識很多客觀事物而獲得某些知識后就會發現,我們掌握的正確知識越多也難免將來被證偽,所以有必要通過“懷疑”的方式剃除其中不可靠的、錯誤的或迷信的知識。“懷疑”是人類的理性反思階段的態度,笛卡爾的懷疑論就是通過剃除不可靠的、錯誤的或迷信的知識而重建的可靠的知識大廈,通過懷疑首先證明了“我思”是能證明為真的可靠起點后進一步確認邏輯知識與數學知識的可靠性,進而確認其它知識的可靠性。休謨的懷疑論卻是破壞性的,通過懷疑得出了通過人的理性什么都不能認識的可悲結論。但我們的“懷疑”只是人的“態度”,而態度是人的情感性的東西且不是最原始的。人類最原始的態度是“相信”,而“懷疑”只是第二階段或反思階段的。絕對的“懷疑主義”相當于我們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這樣我們看到的就到處是問題了。單純的“相信主義”則過于武斷,不利于我們排除錯誤。因此,用“懷疑主義悖論”從純邏輯的角度駁倒“懷疑主義”之后還要重建新的“態度”,即第三階段的態度,“謹慎的相信”就是在相信我們的感官與認識的同時保持充分的懷疑。比如,我們看到前面有塊大石頭時先“謹慎的相信”它是真的,為了驗證它是真的就又用腳輕踢一下試試,而不是像真正的懷疑主義者那樣因不相信它的真實存在而重踢它,這樣我們會吃大虧的!純粹的懷疑主義是無法建立任何知識大廈的,而過于“相信”又難以排除錯誤的、不可靠的或迷信的知識。只有“謹慎的相信”才能在不斷求證的過程中剃除錯誤的、不可靠的或迷信的知識,從而逐漸建立可靠的、穩固的知識大廈。人類的認識過程其實一直就是這樣的,現代社會的一切理論都是這樣逐漸建立起來的。第三,破缺循環。解決了認識論的基礎問題之后還要進一步論述人類是如何一步步擴大自己的認識與知識的,人類的認識雖然是以笛卡爾的“我”為起點的,但并不是像笛卡爾所說的那樣起步于類似于邏輯知識、數學知識那樣確定無疑的知識。觀察剛出生的嬰兒就一目了然了:剛出生的嬰兒不可能知道邏輯知識、數學知識而只能從其生存最緊迫的知識起步探索世界,比如識別母親與吸奶。認識了母親意味著其生活與安全有了基本保障,而吸奶則是其最基本生存需要。嬰兒對人的認識起步于自己的母親,然后是父親與其他家人、親戚、鄰居與朋友,最后是社會上的各種人;嬰兒對食物的認識起步于母乳,然后是奶粉、米糊、蔬菜、水果,直至山珍海味;嬰兒對環境的認識起步于剛出生之地,然后是家庭、小區、城市、國家、世界乃至宇宙。邏輯知識與數學知識是人類的認識達到一定程度后發現自己的知識并非雜亂無章的無序狀態,而是相互聯系而有秩序的。其中有的知識非??煽?,有的比較可靠,有的不大可靠,有的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歐氏幾何堪稱人類發現的最早、最嚴謹、最有秩序的知識了,以至于西方哲學家希望一切知識都能像歐氏幾何那樣從其基本的概念與公理出發通過保真的演繹推理一步步推理出來。阿基米德、伽利略又說明人類認識世界要通過觀察與實驗而不能僅憑日常生活經驗,因為日常生活經驗沒有剃除干擾因素而觀察與實驗必須剃除干擾因素。比如我們推物體,日常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用力推物體會運動,一旦停止物體就會停止了。伽利略的實驗則要求降低乃至排除“摩擦力”,其實驗結果表明運動與靜止是物體本身的特性,力不是運動的原因而只是改變運動的原因,這種觀察實驗方法被穆勒總結為“求因果關系五法”(排除歸納法)。二者共同推進了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從時間演化上看奇點到微粒再到生物、人類,從空間結構組成上看夸克到微粒再到原子與分子、生物與人類,綜合二者可總結出“字宙的統一性”原理,即宇宙萬物從時間上看能統一為共同的“起源”二從空間結構組成上看能統一為共同的“本原”。“宇宙的統一性”其實是對宇宙演繹的逆向表述,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演繹在本質上是宇宙的特性,而人類的知識只是對其部分反映。人類通過簡單枚舉法、觀察實驗等歸納法從客觀宇宙中獲得客觀宇宙的演繹知識,但歸納法一直被懷疑主義詬病的是其可靠性,保障歸納法可靠的恰恰是宇宙的“演繹性”。休謨主義者也許會認為這是循環論證,但這顯然不是像圓那樣從起點回到終點的循環論述,而是像不斷擴張的彈簧那樣“破缺循環” 。如果總是認為人類不可能認識真理而人的任何認識都是錯上加錯的,那就只能安心的做一個懷疑主義者乃至不可知論者了,學術界也就沒必要從事腦力勞動了。從邏輯上證明真理是存在的,比如A=A、兩點確定一條直線是我們認識的絕對真理,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是在很大范圍內都成立的真理,久陰必久晴與久晴必久陰是比較正確的真理。真理可被認識不等于我們一下子就能認識全部真理,認識真理要有一個過程。王東岳認為人是為了求存而不是求真才積累知識的,但問題是求存與求真是對立的嗎?幾乎所有動物的大腦都是緊挨著口腔的,按科學界的解釋,生物進化出大腦最初是為了處理與食物有關的信息,因此求真本身也是為了更好的求存。連低等動物也會是這樣,何況有高智商的人類?王東岳建立一套理論也是為了指導人之求存,否則花那么多心血還怕坐飛機摔死而搞出一大堆理論圖什么?

  喬曉春根據國外書籍的定義強調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系統方法,而經驗現象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所以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最終使雜亂無章的表象事實呈現某種規律性。且不論嚴肅的科學哲學研究能否接如此簡單地“科學”定義,僅就其表達的意義而言,這也只不過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甚至還有點過時的科學哲學觀點而無法涵蓋當代世界學術界對“科學”的全部認知。此類實證主義觀點要求一切科學理論雙重地依賴于邏輯與經驗,不同的理論陳述之間靠邏輯推論關聯而形成一個完整的語言系統,但任何理論陳述都必須能最終關聯到可觀察測量的經驗事實上,理論術語能被徹底翻譯為只是談論經驗事實的表述。從這個意義上推崇數據與實證分析的社會科學家實際上是呼吁以實證主義的要求塑造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即社會科學同樣要以數學與邏輯把握可觀察的事實。然而,實證主義若用于入門的學術訓練以強化學術規范的意識則尚無不妥,但若作為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特別是作為“科學之為科學”的本質體現)則實為大謬,因為這一理念本身也有其自身無法突破的局限性。第一,真實發揮作用的變量未必表現為可觀察乃至測量的事實。我們所能觀察與測量的事實往往是眾多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有的變量發揮的作用很可能會被另一些變量抵消。因此,局限在經驗事實的層面則研究者不可能發現并確定此類被掩蓋的變量。喬曉春認為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簡單而確定,甚至能用函數明確表示,那其實是簡化到簡陋了。任何自然現象也都同樣是眾多變量共同作用的產物,也都同樣存在變量之間的抵消或掩蓋,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不在于研究對象的復雜程度而在于是否有途徑應對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發展了一條數學與實驗相結合的道路,自然科學家可通過構筑隔離可控的實驗情境排除諸多潛在因素的干擾而揭露若干曾被掩蓋的變量關系。缺乏足夠的實驗手段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先天不足,只能通過改進統計推理的技術不斷地彌補。但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必須首先構想其所要揭示的變量關系,然后才能針對性地找到檢驗證實的方法,而這就仍然離不開理論洞見的作用了。誠然,社會科學研究不能僅憑純粹理論推理下結論,但反過來假如社會科學家只是滿足于從經驗到經驗的推理而擯棄所有的哲學推理,那就必然只能是一項匠氣十足的研究而缺乏擊穿經驗局限的有力洞見。自然科學亦然,愛因斯坦級別的大科學家從不諱言美學原則在理論建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楊振寧還專門以麥克斯韋方程為例侃侃而談科學之美與藝術的關系。歸根結底,任何重要的科學成就都要靠哲學思維乃至審美思維突破經驗的視閾限制揭示被經驗掩蓋的真實。第二,理論的證實遠比常人想象的困難與復雜。喬曉春描繪的是社會科學家從事實出發通過歸納得到一般規律的圖景,但證據與理論的關系遠比這個復雜?,F實世界的科學家既不會只是因為某個證據而相信一個理論,也不會只是由于找到了一個反例就甘心推翻原有的理論了。實際的情況往往是科學家在證據出現之前就有了對是否相信預設理論的估計,而證據或反例的出現只是強化或弱化了科學家對該理論的信心及其主觀上相信該理論的程度。第三,經驗并非總是赤裸裸的數據,而是難免包含人為的解釋。應用數學方法的經驗描述往往被視為原初的第一手資料而尚未經過解釋或改造,但社會科學既有定量的研究又有定性的研究。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必要,主要是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向來是以一種自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的。社會科學家不僅要能以第三人稱視角客觀描述研究對象的實際狀況,而且要能理解研究對象持有的第一人稱視角。比如對自己的活動究竟賦予了怎樣的意義?在人類學與社會學等領域被廣泛使用的“參與性觀察”就是這樣的定性研究方法。從事參與性觀察的研究者不是“不自覺地混淆主客體”而是“自覺有意識地代換主客體”,站到研究對象的位置上感受與思考以期把握其內在的視角再加以客觀的理論分析。從這種意義上定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幾無可比性,特別是在實證主義者眼里,自然科學一般不會發生研究者將自己代換到物的位置上思考與感受的必要性。但若討論“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的問題,其“科學”標準就一定要讓自然科學來界定嗎?若是這樣則定性的研究本身根本不具科學性而只有依賴于或從根本上轉換為定量的研究才能是“科學的”,但難道應用參與性觀察的人類學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有任何科學價值嗎?比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在理解人類社會方面不是一項卓越的科學成就嗎?既然不宜否認《江村經濟》之類的優秀定性研究的科學價值,我們或許就該承認問題反而是出在用來衡量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尺子”本身那里。我們越來越要面對的是多元主義的知識圖景,不僅社會科學是多元的,“科學”本身也是多元的。社會科學離科學有多遠要看我們所說的是何種社會科學,還要看我們主要用何種“科學性”標準去衡量。這種雙重的多元性使問題缺乏統一明確的答案,但又更加開放與包容。實證主義這把“尺子”或許能衡量一部分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但也注定會埋沒另一部分的科學價值,特別是若干自然科學不具且僅為社會科學特有的“科學性”。因此,對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討論尤其要跳出實證主義的窠臼。上述批評或許會招來這樣的回應:數學與實證方法是社會科學之科學性的1.0版本,而對實證主義的批評與超越則可視為2.0版本,即更高的要求。誠然,缺乏經驗數據支撐而僅憑感想與思辨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不可能合格的,那么是否只要用數學與實證的方法就等于社會科學研究有了起碼的“科學性”?未必。喬曉春批評的“大學的社會科學專業遠離數學”的情況已有改觀,新入門的研究者熱衷于研習計量與統計的推理方法而唯恐落于人后,自大數據興起以來更是如此。但這并不能讓社會科學離科學更近,而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依然充斥著對缺乏理論價值的細枝末節的計量分析,甚至是為了計量而計量的純粹炫技與數據豐富而理論分析不足的情況廣泛存在。這既不能反映真正的科學態度,也沒有真正的科學價值。國外權威專業期刊刊載的優秀研究也不見得用過多么復雜高超的計量技巧,但都是恰到好處地支持了其分析結論,對數據的處理與理論的解釋相得益彰。將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怪現象”歸之于“重理論而輕數據”是不客觀的,實際情況恰恰是我們既缺乏數學實證方法的訓練又缺乏理論思維的敏感性與洞察力。以實證主義界定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確實彌補了前者的不足,但又從實質上包庇縱容了后者更深的缺陷。接受實證主義對科學的簡單定義本身就是對“科學”的多元性放棄了反思意識,而提升這種反思意識則要在社會科學哲學的層面解決問題。

  反實證主義方法論則突出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立,顛覆了自然科學的主導性而強調研究過程中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因素,偏重質性研究、研究者及其研究對象的平等關系、知識的地方性、闡釋的循環與多重聲音,等等。社會學方法論主要從哲學角度探討與學科體系的基本假設有關的一般原理問題,即指導社會研究的原則、邏輯基礎以及學科的研究程序與研究方法等問題。從方法論的角度上看,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有哲學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論兩層含義。馬克思在哲學層次的認識起源問題上摒棄先驗論的假設而強調經驗事實先于理論而存在,強調知識來源于實踐而主張以現實的“市民社會”與人的活動為哲學思考的重心。馬克思以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取代傳統的靜態分析,認為客觀世界的各種矛盾與對立的現象并非靜態的關系或屬性,而是內在于事物之中的、有動態特征的認知關系。他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人類的生產力及其創造的社會關系的辯證發展過程,只有通過對歷史過程的認識才能解釋人們的社會活動。他還認為知識的發展也有一個辯證的過程,因為人類認識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實的世界而一定是經過思想加工的文化世界,這種文化世界體現了人類創造的思想產物,即社會價值、社會制度、社會關系與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們的知識與上層建筑也必然相應地變化。辯證觀、歷史觀與實踐觀是馬克思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理論方法論的基本觀點,足以為各種理論學派提供思想武器。例如,盧卡奇對階級意識與異化問題的研究、葛蘭西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注重考察個人意識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都借鑒了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概念與分析方法,阿爾杜塞運用實證方法研究思想體系的結構則與馬克思后期得《資本論》研究對宏觀社會結構的分析相似。馬克思的觀點對反實證主義社會學家也有很大啟發,在歷史社會學、批判理論與沖突理論等流派中都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或學者在發揮作用,比如米爾斯、古爾德納與法蘭克福學派。20世紀6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哈貝馬斯與科學哲學家波普爾、阿爾貝特圍繞實證主義問題對社會科學方法論展開爭論,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一書綜合了功能主義、互動論與批判理論的歷史—進化分析,盧曼的系統功能主義綜合了功能主義、符號互動主義與系統分析,吉登斯的《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書提出的“結構化理論”試圖消除社會學中主觀與客觀、微觀與宏觀、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的二元論以改變社會學理論的實證傾向,布勞格的宏觀結構主義綜合演繹理論與經驗研究發展了迪爾凱姆開創的宏觀、實證研究。蘇聯社會學界經過幾次方法論之爭逐步澄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社會理論,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的關系,發展了學科的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社會學思想方法的發展是與整個科學的發展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后有關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歷史發展必然性、知識的客觀真理性與各種決定論的思想觀念都遇到了挑戰,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隨機性、偶然性與主體性在社會中的作用,認識到傳統的、“科學的”知識模式有必要改變。21世紀社會學方法論研究任重道遠,比如對人類與社會的本性的重新認識、對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的重新認識、結合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中呈現的各種兩極對立因素以及將科學的實證精神與社會批判的人道主義精神結合起來。

  疫期老百姓首先想從學術界那里聽到的是新冠病毒從哪里來,而不是新冠病毒不可能從哪里來。學術界不解決此類問題則任何“實證主義研究”都將自我閹割主觀能動性而斷子絕孫其相關流派,不可知論無限則新冠病毒無限。進而是新冠病毒陰謀論無限,瘟疫實證主義不可知論者的迂腐與無能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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