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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與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 (1949—1952)

作者:張皓 發布時間:2020-07-22 20:32:06 來源:黨的文獻 字體:   |    |  

  西藏和平解放,是新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團結史上極為重要的大事。1949-1952 年,毛澤東著眼全局,站在國際國內政治舞臺和深遠的歷史發展高度,對西藏問題的解決進行了高屋建瓴的構想和布局,為西藏的和平解放與穩定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盡管學界對此作了一些探討,但仍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對毛澤東的全局部署和具體指導的研究。本文擬就此進行探討。

  一、審時度勢:擬定解放西藏時間表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毛澤東根據形勢變化,特別是基于帝國主義對西藏的覬覦、噶廈(噶廈,藏語中原西藏地方政府之稱。)中分裂分子的活動和周邊局勢的變化,逐步擬定了解放西藏的時間表。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這是解放戰爭中第一份比較明確的關于全國解放時間表的文件。文件提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勝利的兩年”,1949年“應當爭取占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陜、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按此計劃,這九省之外的省區,包括西藏在內,將在1950年解放。1949年2月,毛澤東指出,解放西藏“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因為:(1)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2)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

  從實際情況看,解放西藏的前提是解放新、青、川、康(康,指西康,舊省名,轄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區東部地區,1955年撤銷。)、滇五省,這幾個省區何時解放決定了解放西藏的時間。1949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指出:第一野戰軍“在秋冬之際可以攻下蘭州、青海和寧夏”,第二野戰軍8月或9月“開拔西挺,在4-5個月內到達并占領以重慶為中心的四川、貴州省地區”,第四野戰軍秋冬之際完成“占領廣東、廣西、云南”的任務,“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臺灣和海南島,這些地方考慮到明年再奪取”。他還特別提出解放西藏的日程:二野解放川黔后“準備下一步驟——占領西康和西藏”,但是鑒于西藏“局勢特殊,明年可能還不能解決”。毛澤東同時指出:到1950年下半年,“中國大陸的所有領土除西藏外都將被我們占領”。但此時,帝國主義勢力慫恿噶廈“獨立”,噶廈中的分裂主義分子活躍起來,這引起毛澤東的高度注意。10月15日,他指出,“除臺灣、西藏外,全國各地大約幾個月內即可完成軍事占領”。11月23日,他決定“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即是說,西藏將會在1950年下半年解放,這是第一次較為明確地提出解放西藏的時間。

  1950年1月2日,尚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鄧小平、劉伯承等:“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澤東指出:解放西藏的主力,“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在入藏時間上,“應當爭取于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劉伯承認為:“毛主席命令今年進軍西藏,是因為現在國際斗爭形勢有利,夜長夢多,要迅速向西藏進軍。”1月8日,他和鄧小平聯名回電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領全藏”,并擬定由張國華率領第18軍承擔入藏任務,并解決進軍西藏中的運輸諸問題。1月18日,西南局在給中央的電報中說,入藏任務已經分配完畢,并在大體上確定了進軍步驟和具體安排。但在準備過程中,西南局發現要完成剿匪、交通、糧食等入藏前期準備工作,所耗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因此在2月26日請示中央“是否能推遲到冬季入藏,或推遲到明春入藏”。3月2日,中共中央回電:盡管解決這些困難會使“十八軍入藏計劃,不能不稍稍推遲”,但是“應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計劃”。此后,西南局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將軍事行動與和平談判同步推進。8月20日,在談判無果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賀龍致電毛澤東,提出將適時發起昌都戰役。23日,毛澤東復電西南局并告西北局:你們力爭今年占領昌都的計劃是好的,“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24日,西南局回電稱預計10月中旬能占領昌都。

  毛澤東敲定10月發起昌都戰役,一個重要因素是朝鮮戰爭的局勢變化,他要思考如何應對西南邊疆與東北邊疆可能同時遭受到的帝國主義侵略危險。10月6日,張國華指揮進藏部隊分南北兩線渡過金沙江,發起了昌都戰役。10月7日,“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上越過三八線。10月8日,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朝鮮。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10月10日關于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給外交部的報告上批示:“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朝鮮問題應照周恩來9月30日演說內容答復之,即“中國不能坐視其鄰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擴大戰爭的責任應由侵略國擔負”。10月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次日,志愿軍入朝參戰。11月11日,《人民日報》刊文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保衛中國的邊疆,中國人民志愿部隊援助朝鮮人民——這是中國人民在過去兩星期中,為和平事業所做的兩件大事。”

  二、“先禮后兵,兵后又禮”: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必須到京談判

  在擬定解放西藏時間表的同時,還要考慮以何種方式解放西藏的問題。1949年8月6日,毛澤東曾就如何解放西北地區指出:“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采用政治解決,以為戰斗方式的輔助。”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西藏,但無論何種方式,毛澤東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0月13日,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對西南地區的兵力分配作出部署,指出“經營云、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11月23日,毛澤東在就解決西藏問題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根據當時西北地區結束戰爭早、班禪在青海等情況,指出應以西北局擔負主要責任,西南局擔任第二位的責任。但他同時指出,解決西藏問題,“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他要求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應著手經營西藏。關于兵力配備,他明確指出,“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個軍”。12月30日,彭德懷復電毛澤東,反映說:“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如入藏任務歸西北,須在和田、于田、玉樹屯兵屯糧,修筑道路,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而由西南入藏,較從青、新入藏容易。毛澤東在綜合考慮之后決定進軍西藏以西南為主、西北為輔。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等的電報中,決定改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并對進軍西藏的時間等提出了意見。1月8日,西南局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中明確了以張國華所率第18軍為主力由西康進軍西藏的方案,并提出“根據敵情,尤其交通經濟條件說來,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個軍去,惟在開辟時,則準備以另一個師給予加強之”。隨后,西南局又提出了由青、新、滇“各出一支兵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的方案,以便解決糧食及地形上的困難。1月24日,中共中央在給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電報中,對三路進兵西藏的方案進行了回復和部署。對于由新疆向西藏西部進兵問題,中央要求王震進行調查并提出意見。對于由云南進入西藏的方案,中央指示,“請劉鄧在陳賡占領云南后令陳賡計劃并布置”。這樣,以第18軍為主力由西康進藏,而輔之青、新、滇三路“以收迅速解放之效”的多路進軍方案形成。這一方案的核心和主力是由西南局承擔的由康入藏路線,其他三條路線在實際中起到了積極的配合作用。

  由西南進軍西藏,西康是必經之路。但當時西康的西昌等地還被國民黨殘余軍隊和反動地方武裝占據著,因此 1950年3月12日,西南軍區以13個團的兵力發起了西昌戰役。20日,西康重鎮康定解放,27日西昌解放,4月7日,西昌戰役勝利結束,共殲敵一萬余人,西康全境獲得解放。這樣,由西南進入西藏的道路被打通,同時也為后續進行和談打下了有利基礎。

  在軍事進兵的同時,毛澤東努力爭取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西藏問題。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西南局提出:“我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辦法與達賴集團談判,使達賴留在西藏與我和解。”電報還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要認真研究西藏情況,物色適當人選去拉薩做爭取工作,擬定與西藏當局談判的條件。5月11日,西南局就和平解放西藏問題致電中央軍委,建議在繼續加強進軍西藏的軍事準備的同時加強政治爭取工作,并按中央的要求擬定了四條方針作為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的基礎:(一)驅逐英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二)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三)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暫維持原狀,有關西藏改革問題,將來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協商解決。(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5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西南局指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問題,“是西藏方面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面,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并一律加以保護。至于西藏的親英美官員和國民黨員,只要他們不進行反抗,亦可不加追究”。電報還要求西南局“起草一個作為談判基礎的若干條,報中央審查決定”。隨后,鄧小平在前述四條方針的基礎上修改補充,最終擬定了十條原則。5月29日,毛澤東在西南局5月27日報送中央的《與西藏談判條件》的電報上批示指出,除第八條需補充內容外,“均可同意”。8月23日,毛澤東在就占領昌都問題給西南局的電報中指出:“擬以既定的十條作為談判條件,爭取西藏代表簽字,使十條變為雙方同意的協定。果能如此,則明年進軍拉薩會要順利些。”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當前我們總的方針,“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在談到團結少數民族問題時,他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須謹慎對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只有具備了群眾基礎、人民武裝和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三大條件,才能進行改革。另外,在策略上要注重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能四面出擊。“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因此,在解放西藏問題上,毛澤東始終既重視軍事斗爭,又努力爭取和平。

  在指導西南局制定和平談判原則的同時,毛澤東還指示采取措施爭取噶廈代表團到京談判,以推動和平解決西藏問題。1950年5月3日,西南局在轉報甘孜情報站的情況報告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據一些藏民反映,北京藏語廣播的一些內容和言辭可能會刺激到藏區人民的宗教信仰。因此,西南局建議改正這些內容,并提出應努力“爭取達賴”,因為“三大寺擁護達賴,而達賴又具向內之心”,如此“則解放西藏可收事半功倍之效”。5月13日,毛澤東在西南局的這份電報上作出批示,要求李維漢“負責審查藏文廣播并規定該項廣播內容及方針”。當時,噶廈政府派出的代表團取道印度后滯留印度不前,印度政府也試圖阻攔代表團赴京。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從兩方面爭取噶廈代表團盡快赴京談判。一方面,同印度政府進行交涉和溝通。8月29日,毛澤東就西藏代表團到京談判問題致電周恩來,請周恩來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表明,“希望西藏代表團九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希望印度政府予以“可能的協助”;如果不能按時到京,解放軍“就要向西藏前進了”。另一方面,對噶廈代表團做工作。同樣在8月29日這一天,毛澤東就催促西藏代表團到京問題致電周恩來,請周恩來致電當時負責辦理西藏代表團經印度到北京談判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申健,要求他告知西藏代表團要“馬上動身來北京”,“希望該代表團接電后迅即動身乘飛機至香港,轉乘廣九、粵漢、京漢火車,九月中旬到達北京”。9月8日,毛澤東又指示周恩來致電申健,要對噶廈代表團指出談判是中國內部之事,他方不能干涉,“代表團愈早到京,愈有利于西藏問題和平解決”。

  但是,以達扎為首的西藏噶廈,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拒絕談判并加緊擴軍備戰,調集兵力布防于昌都地區,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進藏。昌都作為東部進入西藏的門戶,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一定意義上說,確定昌都戰役的發起時間,就是確定解放西藏的時間。昌都戰役是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條件的軍事的政治仗,毛澤東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昌都戰役是解放軍第一次與藏軍作戰,必須準備足夠兵力,作出周密部署。西南軍區計劃以1個師發起昌都戰役。毛澤東擔心“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指示“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1950年8月20日,鄧小平和賀龍致電毛澤東:“為了打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頑固勢力,促使其內部分化,爭取西藏和平解放”,“決心以第十八軍一部、青海騎兵支隊和云南軍區第一二六團共六個團的兵力,在炮兵、偵察分隊、工兵各一部的配合下,運用正面攻擊和迂回包圍相結合的戰術手段,發起昌都戰役,求殲藏軍主力于昌都地區”。23日,毛澤東復電同意此計劃,并指出:“你們可以照此作積極準備,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無阻,即可實行進軍。”26日,鄧小平和賀龍下達了《昌都戰役基本命令》:“十八軍主力應于九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鄧柯之線集結完畢,九月中旬由該線發起進攻,爭取于十月十日前后占領昌都。另以該軍五十三師一個團,同時由巴安出動,殲滅寧靜之藏軍,爾后向昌都攻擊前進,配合五十二師鉗擊昌都。以十四軍一部,同時殲滅鹽井和竹瓦根之敵。西北軍區之玉樹部隊歸五十二師指揮,加強昌都作戰。”

  其二,昌都戰役是打開西藏和平解放大門的政治性戰役。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就占領昌都問題致電西南局:“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并且“對于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他指示西南局在“占領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過冬,今年不進拉薩,并將主力撤回甘孜”,因為這“在西藏方面看來,可能覺得是我們向他們表示好意的一項措施”。

  其三,交通建設和后勤保障是進軍的重要保障。毛澤東非常重視后勤保障問題,詳細詢問“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筑通車”,“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于空投”等。西南局回答:甘孜至昌都之公路1951年才能修筑;昌都空投有可能,但能空投的飛機“最多只七架,在天氣較好的情況下,每月最多只能空投五十萬斤”,“如能增至三十架,則每月投二百多萬斤,那我們的困難就少得多了”。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就攻占昌都需要高空運輸機問題請周恩來“務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籌備出“三十架(連現有九架)高空機”。同日,他還致電西南局要其重視軍隊的糧食供給:“你們一萬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進軍,糧食全靠部隊攜帶及牦牛載運,其中三千人須有過冬糧食,準備撤回的主力一萬三千人至少須有往返期間三個月糧食,甘孜是否已有這樣多的糧食,部隊及牦牛是否有這樣大的運輸力”;“昌都等處可能購買一部糧食及肉類,你們是否已準備一批金銀及藏民需要的貨物如綢茶等帶去”。

  鑒于噶廈代表團遲遲不動身,毛澤東最終決定發起昌都戰役,以打促談。1950年10月6日,昌都戰役開始,印度政府卻表示“關切”。11日,毛澤東在回復我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就印度對西藏問題態度的報告時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該團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動身?,F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前進,數日內可能占領昌都。如西藏愿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與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談話。在談話中,潘尼迦聲稱:“解放西藏的行動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中國如果在聯合國可能“準許中國參加”之際行動,“在國際上的損失是不值得的”。章漢夫回應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和西藏問題是兩個問題”,西藏必須解放,“任何阻撓西藏解放、反對和平者,其阻撓者必須負責”。10月22日,毛澤東在這次談話的記錄稿上批示:“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簡單地答復之。”

  經過十多天的戰斗,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藏軍主力基本被消滅,這為整個西藏問題的解決打下了有利基礎。但毛澤東下令暫緩進軍,指示繼續勸說達賴派代表赴京談判;這樣既可以暫時穩住達賴,又“可以給印度政府一個改變態度的臺階,不再阻撓西藏在印的談判代表來京”。10月26日,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約請申健談西藏問題,聲稱印度政府對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深感遺憾”,表示印度仍希望中國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但在他提交給申健的印度政府關于西藏問題致中國政府照會的副本中卻使用了“侵略”字眼。申健批駁道:“中國軍隊進入中國的領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軍隊進入印度聯合省或孟買不能叫侵略一樣。”“中國政府始終愿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軍隊不能進入西藏。”28日,毛澤東在這次談話情況的報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確,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這就指明了,包括新興獨立國家印度在內的“任何外國”皆不能干涉中國內政。

  昌都戰役后,西藏地方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噶廈中的分裂分子、攝政達扎下臺。1951年1月,西藏方面最終決定派遣阿沛·阿旺晉美率團“好好赴北京和談”。3月27日,阿沛代表團出發,毛澤東指示有關單位對代表團“給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幫助”。4月下旬,代表團所有成員均順利抵達北京。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雙方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協議規定:西藏地方政府“堅決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開入西藏地區,以保護中國領土主權的統一,以清除西藏民族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權利的障礙”。中央政府本著“既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區的實際情況”處理西藏事務,入藏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的經費“一律由中央供給”,“西藏地方的現行政治制度及達賴喇嘛的地位和職權,中央不予變更”,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寺廟收入予以充分保障,等等。之后,人民解放軍順利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重鎮,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3年7月1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和平解放西藏所采取的措施概括為八個字:“先禮后兵,兵后又禮。”

  三、領導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恢復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正常關系

  如何以政治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恢復西藏地方與中央的正常關系,這是毛澤東在實施“先禮后兵,兵后又禮”方針過程中思考的重要戰略問題。

  (一)建立承擔西藏工作的領導機關和責任機關,為西藏和平解放提供政治和機構保障。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指示西南局,應盡快“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干部等項問題,并立即開始布置一切”。隨后,西南局提出以第18軍“擔任入藏任務”。毛澤東進而指示:“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叫什么名稱及委員人選,請西南局擬定電告中央批準。”“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并定出實行計劃,交西南局及中央批準。”1月18日,西南局提出成立西藏工作委員會,第18軍軍長張國華任書記。隨后,西北局也于3月份成立了西藏工作委員會,范明任書記。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指出,應該成立統一的領導機關。1951年12月,西南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設置管理全藏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報告,以張國華、譚冠三、范明等11人為委員,下設日喀則分工作委員會,梁選賢擔任書記。中共中央同意此報告,并指示增加阿里騎兵支隊長安子明為委員,增設阿里分工作委員會。1952年1月,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在拉薩成立。3月,中共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兼任工委書記。4月8日,毛澤東明確了西藏工委、西南局、中共中央三級責任體系:西藏工作一切事宜“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報告,同時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向中央提出。關于西藏黨和軍區的內部事宜,包括編制、部署、整訓、生產、修筑、支援等項仍由西南局和西南軍區主管。西藏工委凡關與藏方發生交涉事件及對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外交事件,均應每事報告請示,方能辦理”。

  (二)解放軍進藏鞏固國防,改變西藏地區有邊無防的歷史,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西藏和平解放前,藏軍部署在青藏與康藏邊界,導致邊防線上空虛。人民解放軍進藏鞏固邊防,是中共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1950年10月,阿里地區總管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讓致函毛澤東,“請求別讓大軍入藏”。噶廈也稱,西藏并無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要求中國人民政府今后不要派遣軍隊’進入西藏”,“在受到侵犯時,西藏‘將按照漢藏固有關系只向中國政府要求援助’”。對此,毛澤東在12月30日給才旦朋杰、扎西才讓的回信中明確表示:“人民解放軍開入西藏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擺脫外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壓迫,所以一切開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到處都同西藏人民結成了朋友。”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解放軍須進藏鞏固邊防。協議簽訂前,毛澤東就要求第18軍作好準備,協議簽訂后,他發布《軍委關于進軍西藏的訓令》《入藏部隊的當前任務和兵力部署》,要求做好進駐西藏的各項工作。

  其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高度認識此次進駐西藏的重要性及特殊性,注意帝國主義的阻擾和破壞。1951年5月25日,毛澤東指出,“此次進軍系在和平協議下的戰備進軍,各部萬勿以和平協議已成而松懈戰斗意志與戰斗準備”,“應提高警惕性,隨時都有應付意外情況的充分準備,同時必須加強部隊的政策紀律教育,以保證解放西藏鞏固國防任務的圓滿實現”。

  其二,要重點進駐戰略交通要點和國防要點。毛澤東指示第18軍第52師和西北軍區騎兵支隊進駐拉薩及其以東及東北地區,第14軍第126團駐防藏東南地區,西北軍區由新疆入藏部隊進駐西藏西部地區。1951年10月26日、11月7日,張國華、譚冠三率領第18軍軍直機關、第52師第154團和第155團進駐拉薩、工布江達。11月15日,第154團進抵江孜、日喀則。1952年6月25日,第155團進駐隆子宗。7月15日,第154團進駐亞東。另外,新疆獨立騎兵師兩個連進至阿里改則,與先期到達的一連會合進駐噶大克;加上進駐日土的一個連,共4個連,改編為阿里騎兵支隊。這樣,上至阿里普蘭、下到中緬邊界的西南邊疆,結束了西藏地區有邊無防的歷史。解放軍進駐西藏后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軍區,張經武為司令員,譚冠三為政治委員,阿沛為第一副司令員。軍區“統一領導和指揮西藏境內之一切武裝部隊”,“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

  其三,要解決好后勤保障及物資供應、交通建設一系列問題。在物資與糧食供應上,毛澤東在《軍委關于進軍西藏的訓令》中指出:第18軍、第14軍入藏部隊“由西南軍區負責補給”,第14軍第126團與騎兵支隊分別“由云南與西北軍區負責補給”。第18軍“入藏所需之糧食應以組織牦牛、汽車等運輸為主,并在當地收買一部,不足數則由西南空司負責組織空投及其他方法解決之”。在航空和公路等交通建設方面,毛澤東部署指出,第18軍“于甘孜、昌都地區擔任修筑甘孜機場與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務”,“在丁青一帶選建一臨時著陸場,在拉薩修建一普通機場”。在修路的具體安排上,毛澤東指出:由康入藏,從甘孜經昌都到拉薩的線路,由第18軍搶修,力爭于1952年底完成;由青入藏,從西寧經玉樹至丁青的線路,由西北軍區修筑。此外一條從敦煌經柴達木、那曲到拉薩的路線,為將來的油料補給線,“由西北軍區派人進行實地勘測”。1951年9月13日,毛澤東就入藏部隊的當前任務和兵力部署致信鄧小平指出,根據最新的情報,甘孜至拉薩公路一年內無法修通,“也許需要兩年至三年才能修通”,為避免由此給部隊供給造成影響,他要求第18軍應“生產與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薩沿途所駐部隊以一部分擔任生產,以一部分擔任筑路,在生產季節以較多的人從事生產,在其他季節則以全力筑路”。

  (三)解決班禪返藏問題,加強西藏內部團結。

  自 1923年九世班禪因與十三世達賴不和而被迫出走內地后,能否解決班禪返藏問題成為衡量西藏問題是否得到解決的一大標志。對此,毛澤東分階段、分步驟加以解決。

  第一步,確立保護、尊重班禪的政策。1949年8月,解放軍進軍大西北時,毛澤東就指示彭德懷,要“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彭德懷認為,這是毛澤東“關于準備解決西藏問題的第一個指示”,保護并尊重班禪“不僅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決策,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部署”。1950年6月,十世班禪懇望返藏問題得到解決,希望中央政府能“承認其合法地位”。8月3日,毛澤東回答:“我們對班禪的地位,終須有適當安置。”

  第二步,確定解決班禪返藏問題的措施。1950年9月,十世班禪派計晉美等人到京晉見毛澤東,請求“肅清西藏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拯救西藏人民,鞏固西南國防,以達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接見計晉美后,9月23日,毛澤東向西北局、西南局及青海省委發出《關于班禪致敬團提出的問題和要求的指示》。指示指出:“班禪集團愿意同我們合作,是一件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如何及達賴集團的變化如何,我們必須積極爭取班禪集團和他們所能影響的人民和我們合作。”毛澤東明確表示,班禪回藏是確定了的,但回藏時機要待以后情況決定。此外,他還指示,要組織護送班禪返藏的警衛營并撥給經費,中央政府將派聯絡員參加班禪行轅。毛澤東提出的這些措施意義重大:其一,班禪衛隊的組建,是班禪地位的體現。其二,向班禪行轅派駐代表,表明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法律隸屬關系。這樣一來,十世班禪放下心來,指示所屬,如何返藏完全聽從中共中央的安排。

  第三步,努力解決班禪、達賴之間的團結問題。1951年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班禪和阿沛,指出班禪和達賴雙方“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要談出團結,談出進步來”。他對班禪說:“國內各民族要團結,西藏內部也要團結。要與達賴喇嘛搞好團結。”5月23日,“十七條協議”簽訂,為解決達賴與班禪團結問題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步,選擇恰當時機安排班禪返藏。首先,毛澤東指示西北局于1951年7月成立班禪行轅入藏工作委員會,編入第18軍獨立支隊序列,計晉美任主任委員兼獨立支隊副總指揮。8月22日,范明率領獨立支隊自青海香日德出發。9月19日,達賴致電班禪,表示歡迎“即速啟程回寺”。12月13日,班禪離青返藏并致電毛澤東表示感謝:“在您的英明正確領導下,使好多年來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的西藏問題獲得了解決”,表示返藏后將“與達賴佛緊密團結”,為“鞏固國防和建設新西藏而奮斗”。毛澤東復電:“完全同意你的這種志愿。”1952年2月,計晉美率領入藏工作委員會回到日喀則,接管扎什倫布寺和歷代班禪所屬“拉讓堅贊吞博”政權。4月28日,班禪抵達拉薩同達賴會面。6月23日,班禪返回日喀則,返藏問題得到成功解決。

  (四)根據實際情況有步驟地解決西藏地方行政建制與各項改革問題。

  當時,圍繞西藏地方行政建制及相關問題,比如,是設省還是設自治區?行政區域怎么劃分?還要不要劃分前藏、后藏?各方意見并不統一。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統籌問題,依據具體情況分別構建相當于省、地、縣三級的民族自治區域建制。他指出:民族區域自治牽涉很廣,“有的須成立內蒙那樣的大區域政府,有的須成立包括幾個縣的小區域政府,有的是一個縣或一個區的政府,疆域劃分,人員配備,政策指導,問題甚多,須加統籌”。對于西藏的行政區劃,他指出:“國民黨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劃到了工布江達一帶,以東為西康,以西為西藏。我們今后還是以金沙江為界,金沙江以東為西康,以西為西藏。”這樣,一個統一的西藏行政區屹立在中國西南邊疆,前后藏分理之制正式終結,康、青、藏三省區的邊界得到厘清,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大西藏”企圖落空。這是毛澤東關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又一偉大貢獻。

  那么,西藏是否像內蒙古自治區那樣建制為自治區?這一問題的解決與藏軍改編密切相關。藏軍改編是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前提,時機不成熟,西藏自治區不能成立。中共中央曾計劃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作為自治區的過渡,但后來又改變了計劃。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西藏工作的方針》指出:“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因為“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4月13日,他進一步指示暫緩改編藏軍,要“在阿沛等愛國派當政后,逐步撤換一些最反動的軍官,而將其余的軍官分批調出受訓,逐步使藏軍中有靠攏我們的軍官,用這種方法逐步達到改編藏軍的目的”。

  對于西藏各項改革,“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1951年5月26日,毛澤東就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指出:“中央的這個政策,不但對西藏是如此,對國內一切占少數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項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風俗習慣的改革”,如果“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強迫地去進行”,“那就只會引起民族反感,達不到改革的目的”。西藏社會要由封建農奴制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不能一蹴而就。再者,當時條件也不具備。1952年4月1日,他指示西南局、西藏工委:“拉薩等地物價高漲,康藏公路短期難通,軍隊生產今年尚難自給,我們對西藏人民的物質福利一時尚難有所改進”,只有解決這些問題后,“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

  四、推動落實 “十七條協議”:抓生產和建設的同時,堅決同分裂勢力作斗爭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毛澤東以推進落實“十七條協議”為主要抓手,一方面制定相關政策,積極開展生產和建設工作,提高藏區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破除協議落實和西藏和平安定的障礙,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及其支持下的少數分裂分子作堅決斗爭。

  就在1951年5月23日協議簽訂當天,毛澤東在聽取李維漢、張國華的匯報后說:“協議的簽訂是辦了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勝利。但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實現協議,還要靠我們的努力。”他還向張國華詢問了進藏部隊的思想和生活情況,要求部隊進軍拉薩后要為實現協議而努力,并強調:你們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5月26日,毛澤東將《人民日報》社論中關于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和工作人員要遵守的“兩個必須”補充為“五個必須”:“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必須嚴守紀律,必須實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去進行的貿易,必須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如果違反了這些準則,“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就應負責及時糾正”,西藏地方政府也有權向上級政府和中央政府反映和報告。

  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起草了《關于西藏工作的方針》,其中提出了西藏工作的兩條基本政策:一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并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二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有這樣,才能擁有同敵對勢力進行斗爭的物質基礎,才能實現既定的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這一文件從戰略上為“十七條協議”的實施和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明確指導,打下了堅實基礎。

  要真正落實“十七條協議”和治理西藏的各項政策,還必須在抓生產和建設的同時,同民族分裂勢力作堅決的斗爭。當時,實現西藏和平安寧的最大阻力是帝國主義勢力及其支持下的藏族分裂分子。美英等國不僅為藏族分裂分子援助武器,還派人入藏唆使分裂分子“獨立”。1952年3、4月間,在反動司曹魯康娃 ·澤旺饒登、本珠倉·洛桑扎西的暗中策動和支持下,分裂分子組織了所謂“人民會議”,并武裝包圍西藏工委駐地,開槍襲擊阿沛住宅,不斷進行挑釁和制造騷亂。由此,圍繞實施協議的斗爭就集中在魯康娃、洛桑扎西“這兩個政治態度最壞、氣焰最囂張的主要頭子”上。這“絕不只是同這幾個人的斗爭,而是同西藏上層中親帝勢力的公開較量”,“如果不拔掉這兩個釘子,十七條協議就無法貫徹下去”,又何談西藏真正的和平解放?毛澤東指示:必須努力維護協議,“要把協議精神和事實真相告訴人民”;“對于反動派的挑釁,要采取‘不打第一槍’的方針,后發制人,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同時應有充分準備”。

  鑒于兩司曹的罪惡行徑,1952年4月10日,西藏工委向中共中央、西南局遞交報告,決定以政治斗爭的形式公開要求撤去兩司曹之職,并制訂了詳細步驟和安排。毛澤東指示,要“堅決而鎮定地付諸實行”。他指出:撤掉兩司曹這樣的反動派,“是完全必要和適當的”。隨后,毛澤東又指示張經武,如果兩司曹不主動辭職,就有必要“充分使噶倫及其他文武官員及三大寺喇嘛明了兩司曹的罪大惡極,軍事叛亂行為及非法‘人民會議’的不能容許,并經過噶倫去影響達賴,使他造成撤掉兩司曹的決心”。張經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兩司曹及敵特分子的反動罪惡進行了充分揭露,并進一步表明中央政府的立場:“他們先后干了大量壞事,我們一直忍讓?,F在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再讓就要掉下去了。”通過開展堅決斗爭并不斷宣傳中央關于西藏工作的政策,4月27日,達賴宣布撤去魯康娃、洛桑扎西的職務。5月1日,噶廈布告宣布“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此后,西藏地方高級官員任命的批準權由中央政府掌握,“對于愛國主義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及忠實于達賴和西藏人民的人選,與中央方面協調取得一致意見后再由達賴任命。”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新司曹的任命必須經過中央批準才有效。

  可見,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對于治理西藏、實施“十七條協議”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對駐藏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要求他們必須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以贏得廣大西藏人民的支持;二是從國家治理的層面制定適用于西藏的各項政策,為西藏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保障和支持;三是采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及其支持下的西藏民族分裂勢力作堅決的斗爭,掃除西藏和平與發展的障礙,為西藏贏得穩定安寧的發展環境。

  綜上所述,從 1949至1952年,毛澤東對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解放后的政權建設和社會穩定與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對具體斗爭和工作實踐進行了悉心細致的指導。他創造并實踐了以政治解決為主、以軍事方式為輔的和平解放模式,根據形勢變化逐步擬定解放西藏時間表,并依據向全國進軍和周邊局勢的演變,適時決定發起昌都戰役,以軍事斗爭推動和平談判。他審慎穩妥地推進西藏解放后的政權建設,建立起完整的組織體系,并妥善解決了西藏內部團結問題及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他從西藏人民的利益出發,在抓生產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指導西藏工委同破壞“十七條協議”的分裂分子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破除了實施協議的障礙。這一系列舉措,體現了毛澤東深遠的戰略眼光、卓越的領導藝術和高超的斗爭智慧,為西藏的和平解放與穩定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作者:張皓,北京師范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培育)首席專家、歷史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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