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首頁 > 文章中心 > 歷史經典

郭沫若:“做學問的革命家”

作者:李斌 發布時間:2020-08-04 09:14:47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 字體:   |    |  

  郭沫若是“做學問的革命家”。作為“學問家”,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領軍人物,在中國古代社會分期、甲金文釋讀、重要歷史人物考論以及思想史、文學史、書法史等多個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作為“革命家”,他參加過南昌起義、抗日戰爭,領導過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以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身份,長期戰斗在隱蔽戰線的前沿。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第一所所長、《歷史研究》召集人等職務,擘畫了許多重大史學研究工作。正因為兼具學者與革命家的雙重身份,郭沫若的治學目的、學術風格和學術觀點往往與職業學者有著鮮明的區別。

  “做學問的革命家”

  周恩來稱郭沫若是“學術與革命”兼而為之的人。鄧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為郭沫若所致悼詞中稱他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綜合兩位領導人的觀點,我們可以稱郭沫若為“做學問的革命家”。這個概念既同職業學者相區分,也同職業革命家區別開來。職業學者的治學目的主要是為了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獲得認可;職業革命家主要從事革命實踐,他可以關心學術,但未必投入學術;而“做學問的革命家”一方面投身革命實踐,積極參與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站在時代前沿,通過扎實的學術研究,探尋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為革命事業提供理論和知識支撐。

  郭沫若從事學術研究是出于革命需要。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言里言道:“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是指通過革命來創造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國家和新社會。

  革命實踐對于郭沫若來說更加重要,如革命需要,他隨時可以放下學術研究??谷諔馉幦姹l后,郭沫若毅然回到國內,長期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很多人為他放棄學問感到遺憾,但他卻說,在那樣的時代,即便有環境讓他從事研究,也不會有那樣的心境,他始終是一個“人”,那種“超人”的行為不適合他。在羽檄爭馳、民族危難的關頭,對于郭沫若來說最重要的是投入現實斗爭中去。因為,“我的從事古代學術研究的工作,事實上是娛情聊勝無的事體”,“假如有更多的實際工作給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個舊書本子里面的蠹魚”。

  郭沫若在革命條件不成熟或是在革命間隙,總是投身到學術研究中去。周恩來評價他說:“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時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頭,他還懂得在革命退潮時怎樣保存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貢獻,準備了新的力量。”正如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考釋甲骨文、金文一樣,國民黨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對進步文化的打壓,令他重新埋頭著述,寫下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身兼多個重要職務,擔當領導人民外交和科學文化教育的重任。在繁重的工作間歇,他一有時間就投入學術研究,在中國古代社會分期、考釋出土文物、集?!豆茏印?、正確評價曹操和武則天的歷史功過等方面都作出了學術貢獻。

  郭沫若在學術研究中始終不忘革命實踐。他在《周金中的社會史觀》末尾寫道:“1929年11月10日夜,一個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紀念著一件事情。”這件事就是十月革命。郭沫若曾于1926年在武昌籌備紀念十月革命,并在當晚奉命前往九江一帶從事革命工作。當他隱居于東京郊外的書齋時,還是念念不忘國內的革命斗爭。在《金文叢考》的標題背頁,郭沫若寫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無其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他以屈原、韓非自喻,體現了內心深處對國內革命的系念。

  學術為了革命,革命不忘學術,革命和學術相得益彰。從“做學問的革命家”這一身份出發,才能更好地理解郭沫若的治學特點。

  兼擅“考證”與“批判”

  抗戰時期,郭沫若將他研究先秦社會與學術思想的文章結集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公開出版,前者“偏于考證”,后者“偏于批評”,兩者“相輔相成”,構成了郭沫若學術成就的兩翼。

  郭沫若“考證”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金文叢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石鼓文研究》《青銅時代》《管子集?!返?,涉及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的整理和釋讀,以及古籍整理、方志校訂等諸多方面。

  郭沫若十分重視史料,每開展一項新的研究,總是盡可能全面占有相關資料,尤其是“占有第一手資料”。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諸子思想時也做了充分準備:“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澈(原文如此——引者)底剿翻了??脊艑W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范圍內,我都作了盡可能的準備和耕耘。”在集?!豆茏印窌r,郭沫若廣泛收集各種版本,并四處調閱各種稿本,先后收集17種宋明版《管子》,以及自朱熹以來中日兩國有關《管子》校注、研究的著作近50種,在資料占有上遠遠超越了學界前輩。

  占有材料后“必須辨別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一番檢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謂考據”。郭沫若肯定乾嘉學派:“乾嘉時代諸考據大家頗有貢獻,不能一概抹殺”;“平心而論,乾嘉時代考據之學頗有成績”;“要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乾嘉學派的業績是必須肯定的”。

  郭沫若在進入某一具體領域時,總要進行十分細致的考據工作。在研究金文時,他寫作了《毛公鼎之年代》《金文所無考》等論著;在研究先秦諸子時,他寫作了《〈周易〉之制作時代》《〈韓非子·初見秦篇〉發微》等論文;在校訂《崖州志》時,他“親自踏查鰲山之濱,跳石摩崖,緣藤覓徑,摸索七百多年前久經風化之‘海山奇觀’石勒,以勘正原書”。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郭沫若在“批判”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屈原研究》《十批判書》《歷史人物》《讀隨園詩話札記》《李白與杜甫》等。他據以“批判”的武器是中國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融合,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郭沫若按照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劃分來設計學術研究范圍。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十批判書》,“把古代社會的機構和它的轉變,以及轉變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如果說郭沫若關于古代社會分期主要側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研究,那么他研究先秦諸子、屈原等,則是側重于上層建筑。

  郭沫若對先秦諸子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對當時經濟基礎的考察之上。“先求時代與社會的一般的闡發,于此尋出某種學說所發生的社會基礎,學說與學說彼此間的關系和影響,學說對于社會進展的相應之或順或逆。”正是從這樣的研究路徑出發,他認為應該推崇代表新興階級利益、推動社會發展的思想,貶斥代表沒落階級利益、阻礙社會發展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是站在人類一切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的科學理論。在郭沫若的歷史“批判”中,除以馬克思主義為總體指導思想外,也汲取了其他合理的理論資源。最為突出的是融合了今文經學的思想?,F代學科分化后,一些史學研究者以“求真”為唯一目的,主張在價值上保持中立,反對將自己的立場介入研究中,只管真不真,不管對不對。但中國傳統的儒家研究,尤其是今文經學,除了“求真”之外,還有著鮮明的價值取向和立場,他們的研究不僅要追究儒家思想的真面目,還要通過解讀儒家經典給出應對現實的方案。郭沫若對儒家的推崇與晚清廖平等人的今文經學有關。郭沫若少年時代的老師——帥平均和黃經華是廖平弟子,郭沫若通過他們對“托古改制”和“儒家革命論”等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和認同。從某種角度上說,郭沫若的儒家研究處于今文經學的譜系之中,又根據馬克思主義和時代要求發展了今文經學。

  郭沫若在《歷史人物》中明確提出,他研究歷史人物的“好惡標準”,“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十批判書》對儒家的推崇,不僅吸收了廖平、蒙文通等現代學者關于“革命儒家”的理念,也出于郭沫若對建立一個奠基于世界文明已經達到的高度之上、以人民為本位的新的中國文化的期待。郭沫若闡釋的儒家,既是傳統的,也是革命的;既有較高的文化水準,也代表了底層百姓的利益。

  在具體研究中,郭沫若致力于取得“整理”與“批判”的一致。一開始他急于“批判”,未免帶有公式主義的痕跡,但隨著資料的翔實,他常常用“整理”所得的證據糾正“批判”的觀點——“錯誤是人所難免的,要緊的是不要掩飾錯誤,并勇敢地改正錯誤。”

  站在世界學術前沿

  郭沫若精通日、德、英三種語言,對世界最新學術思潮高度敏感。他始終與20世紀中國學術界保持密切對話,善于從批判中汲取成果、海納百川。

  郭沫若自覺站在世界學術的前沿。他認識到,世界學術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學術應奮起直追,填滿世界學術地圖中東方的白頁。他立志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因為“世界文化史的關于中國方面的紀(原文如此——引者)載,正還是一片白紙”,“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他翻譯米海里司的《美術考古一世紀》,是為了促成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一部世界完整的美術史,甚至人類文化發展全史,就缺少著中國人的努力,還不容易完成。”“關于中國方面是應該由我們自己來補充的”。20多年后,他在《歷史研究》發刊詞中又說:“在世界史中關于中國方面的研究卻差不多還是一片白頁。這責任是落在我們的肩頭上的,我們須得滿足內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頁寫滿。”郭沫若“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的努力獲得了海內外學術界的認可。1945年,蘇聯科學院院士、東方學家司徒魯衛贊揚郭沫若:“中國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霧里面,經過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霧掃清了。”

11-1.jpg

郭沫若1937年《歸國雜吟(之二)手跡》 作者 / 供圖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長達20余年。早在九州大學醫學部留學期間,他就聽過愛因斯坦、巴甫洛夫等學術大師的講座,接受世界前沿學術的洗禮。流亡期間,他遍訪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室、上野博物館、東洋文庫;借閱中村不折、中島蠔山、河井荃廬等學者私人收藏,并錄入《卜辭通纂》《石鼓文研究》等著作,嘉惠于中日學界。郭沫若和日本學者還深入交流學術觀點。他在對干支起源的考察中,和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所著的《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多有對話。郭沫若的研究對于日本新一代學者也有影響。貝塚茂樹曾說,郭沫若的著作“充分滿足了我的要求,回答了我的問題。而且完全決定了我做學問的方向”。

  郭沫若在學術研究中始終和現代中國學術界保持密切對話,代表了中國現代學術的進程。

  20世紀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并取得重要進展的時代,郭沫若對于新出土的文物資料保持著最強烈的敏感,雖然他未必是最早對新出土資料進行考察的人,但往往是從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結合的角度,對新出土材料進行深度研究的先行者。自1928年開始,中央研究院先后組織了15次殷墟發掘,郭沫若及時考察研究了這些發掘成果。1949年后,安徽壽縣、陜西扶風縣齊家村、長安縣張家坡等地出土大量古器物,郭沫若及時對此進行考察,撰寫了研究成果。

  郭沫若和胡適都精于考證,但二者政治立場不同,學術思想也大異其趣。胡適深受實驗主義影響,反對“共同的歷史觀”和“概括見解”,認為“文史學者的主要工作還只是尋求無數細小問題的細密解答”,“‘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五分證據,只可說五分的話。有十分證據,才可說十分的話。”郭沫若反對胡適的“點滴主義”:“任意的一點一滴并不就成其為文化”,主張從無數經驗上得出普遍規律,再用這一普遍規律指導實踐。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傾向悄然興起,不少學者認可胡適的“點滴主義”,他們在抬高胡適的同時,肆無忌憚地貶低郭沫若。殊不知胡適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碎片化”的歷史細節,而郭沫若不僅重視歷史細節,還在此基礎上自覺總結歷史規律,以古鑒今,資政育人,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繼承和發揚了經世致用的中華史學優秀傳統。

  郭沫若自幼精讀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又受廖平弟子的啟發,對于傳世文獻大膽質疑,這一點和“古史辨”是相通的。對于世代相傳的一些重要文獻,郭沫若總是對其作者和具體產生年代進行詳細考證。但“古史辨”派的主要成就是“疑古”,郭沫若卻要“釋古”。

  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主張以地下發現之新材料和傳世文獻相互補充,重建古史系統。郭沫若將這一研究方法發揚光大,他區別了文物和文獻的優先級,據文物以考證文獻。如果說王國維的“地下之新材料”還多依賴于出土的文字材料,那郭沫若則更加具有現代的考古學意識,他將“地下之新材料”擴大到彝器形象以及新出土的錢幣、畫像、陶器等,從而拓展了“證據”范圍。

  在具體觀點上,郭沫若最初深受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影響,但隨著甲骨學研究的進展,尤其是在卜辭斷代研究上的進步,郭沫若對王國維的學術多有超越,他不僅糾正了不少王國維的釋字錯誤,將王國維的先妣特祭說發展為直系先妣特祭說,而且逐漸擺脫了王國維的殷周變革論,認為周代在很多方面都繼承了殷代。

  郭沫若認為王國維“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而他本人的“感情”則完全是現代式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所以他能夠在王國維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古代社會的真相揭示出來。

  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經史子集是有高下等級區別的,學者一般不會用集部文獻尤其是俗文學去研經證史,而在現代學術新變下,這種等級區別被打破了。陳寅恪為世人所推重的是他的“詩史互證”法,而這種辦法也為郭沫若所常用。在對彈詞《再生緣》的研究中,他用當時的史實解讀作者陳端生及其親友的詩詞,又據此推斷陳端生的生平。在《李白與杜甫》中,他將李白和杜甫的詩歌與安史之亂及盛唐的思想觀念相互闡發,既對永王李璘的事跡、盛唐的宗教信仰等提出新解,也明確了李白與杜甫一些重要詩歌的關鍵指涉,從而在《再生緣》研究、李白生平考證等諸多方面更正了陳寅恪的結論。

  郭沫若和侯外廬、杜國庠、呂振羽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切磋砥礪,堅持真理,共同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郭沫若在對儒墨二家的評判上與范文瀾、杜國庠等人觀點對立;在屈原研究上,郭沫若與侯外廬多有論辯。郭沫若一方面汲取同行的合理意見、不斷根據新材料調整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對不同意見進行善意批評,形成良好的學術討論風氣,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進展。

  經歷了20世紀末各種批判思潮的沖擊,當今很多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解多少有些僵化,一些學者甚至“敬而遠之”。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領軍人物和“做學問的革命家”,郭沫若根據中國革命和現實的需要,自覺站在世界和中國學術研究的制高點,密切關注前輩學者和同行們的學術進展,充分汲取學術研究中的新材料、前沿理論、方法和成果,海納百川、開放包容。郭沫若在學術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將“批判”建立在扎實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辨的基礎上,善于反思、從善如流,在學術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文化支撐。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只有認真總結其經驗,繼承其遺產,我們的學術研究才能守正創新,不斷邁上新的高度。

  點評: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分工日趨細化,不少學者將“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割裂開來,鼓吹所謂的“為學術而學術”。他們不認同郭沫若“做學問的革命家”身分,不理解他的治學目的,也就無視其學術成就?;氐綒v史現場,從“做學問的革命家”這一視角來觀察和總結郭沫若畢生的學術道路,可以更為客觀地認識他的治學風格和學術成就,對深入認識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關系也有裨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

微信掃一掃,為民族復興網助力!

網友評論

共有條評論(查看

最新文章

熱點文章

山东11选5杀号技巧